1990年代末以來,以台灣為基地的藝術實踐高度膨脹與擴張,各種藝術基礎設施紛紛設立,諸如逐漸確立的雙年展機制、鼓勵積極跨國移動的補助系統、美術館來自公部門的人口統計學任務、藝術實踐民主化的浪潮等,這些因素伴隨著文化政策,以「移動的藝術」作為文化外交的手段。種種條件都在加速策展實踐被重新定位於對外國際串聯的中介任務,與對內文化創新和藝術民主的催生者。儘管這對內與對外的兩者,表面上相輔相成(互補的),但實際上也常常冒著自我抵消的風險。
近期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