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Study of
Curatorial Culture
Curatorial Culture
2007年，我加入籌備中的北京同志中心那會兒，當時還是南京大學哲學系的在校生。說起來，人生第一份正式工作和藝術有些淵源。2007年夏天，我參加了一場在北京的青年同志藝術夏令營。活動的資訊是從南大的BBS板塊「同一片天空」上看到的。我去過一次「同一片天空」的線下聚會。一堆師兄師弟，擠在一個咖啡館裡，除了組織者，誰也不說話。同志夏令營的朋友們活潑開朗多了。很多人本來就在北京上學，大學期間參加過不少文藝相關工作。所以我對北京的第一印象是自己大學社團的擴張版：舞台更大，對同志更友好，還集中著令人興奮的藝術。時過境遷，我只記得幾個關於夏令營的片段。當時籌辦方請來藝術家石頭和明明來做評審。在一個空曠類似市集的地方，我們每位學員都用考前班素描用的希臘雕像做一件作品。我用稀釋的紅色顏料塗抹雕像的一隻眼睛，顏料掉落下來，像一滴淚。還有一同參加夏令營的男孩，在結業的時候做了這樣一件作品：他將自己渾身用衛生紙包裹起來，像個無法呼吸的白色木乃伊。現在想起來，雖然大家看著青春洋溢，但都對未來不確定，心裡積攢很多苦悶。大家都有敏感的靈魂。
回到學校，踏入大四，開始煩惱工作和生計的問題。剛進大一的時候，專業課老師鼓勵我們去多參加實習，無論如何都不會讓我們掛科。到了大四，我才明白他這番表白的意思──學習哲學的學生不好就業。經歷幾次面試失敗，我接到了北京同志中心成立的訊息，發起人和運營者就是同志夏令營的組織方，「愛知行」、「愛白網」和北京同語小組，以及當年夏天認識的《點》雜誌和《Les+》雜誌，分別關注男、女同社群。履歷提交，不久便得到了肯定的回應。時隔多年後，《點》雜誌的主編趙珂回憶這段事，說道，他們之所以選擇我，是覺得我有藝術氣質，至少，能在籌備期把中心的空間弄得漂亮漂亮的。
同志中心一做就是三、四年，中間經歷了許多波折，包括審查、募款與方向定位的不明朗，不在話下。位於當時中盛大廈的空間是人權律師李方平提供的。我們便和關注脆骨症等罕病的瓷娃娃基金會以及關注B肝人群權益的益仁平基金會共用辦公室。在那，我結識了一些真正的草根理想主義者，想透過自己的努力改變社會。當時跟他們工作生活在一起，聽他們的傾訴與抱負，但很多事現在的年紀才能理解。同志中心的工作很雜，誰有個點子便發到網上徵集參與者。多數是自發的活動，例如同志電影的聚會，也有像是我們和愛滋預防工作者凌雨共同發起的三棱減一合唱團，後來逐漸組織化，甚至比同志中心更長久。合唱團從2008年不到十位男聲的規模（在同志中心成立初期，女同及跨性別參與度相對較低，這是一個明顯的問題），成長為約兩百人的、性別比例平衡的、能夠在公開場合演出場場爆滿的團體。我後來在北京UCCA藝術中心工作時，還邀請過他們到美術館演出。 在同志中心任職時，認識了許多藝術家，其中最要感謝的是鄭波。2008年，正在讀羅傑斯特大學博士生的他剛從美國回北京，聯絡到了我們，在中心拍攝他的作品《賈里布群島》。他幻想了一系列島嶼，島上居民出生時是老人，死去時是嬰兒。扮演這些島民的，是中心招募的男同群體。適逢社會激變的轉型期，許多人表達了他們對家庭和未來的焦慮。鄭波也是熱心人，看到我對當代藝術的興趣，主動幫助我與文化界聯繫與結交，他常在三里屯一帶舉辦文化界以男同為主的聚會。
「别・性」
我無比懷念2010年前後空氣中瀰漫的活力。2009年夏，我有幸在北京宋莊策劃「別・性：中國首屆多元性別藝術展」，不過，首屆卻也是最後一屆。1 如果沒記錯，場地是透過具有NGO色彩的節目「同志亦凡人」的主創魏小剛介紹下，平民電影工作室將宋莊那座灰色磚牆空間免費借給了展覽籌備組。當時，當代藝術經歷了一波高峰，但藝術圈內卻幾乎沒能聽到同志群體的聲音。參展的藝術家一方面來自社區認識的朋友，有些是網路徵集來的，時至今日，許多人失去了聯繫。現在我比較熟悉的參展藝術家有石頭、鄭波、高源、已逝的任航和西亞蝶。展覽遭遇了審查，但當時的情況相對寬鬆，據說在以往，LBGT主題的藝術展在開幕前就會被關停了。而那次，我只記得任航的一幅作品被取消掉了。那是泡在澡盆中的一個人的下半身，私密部位被一條魚遮擋住。借位的關係，那條魚似乎在給被拍攝者口淫。
鄭波後來說，整個展覽印象最深刻的是西亞蝶這個人，還有他的剪紙。主持人邀請西亞蝶講兩句。他好像說了他覺得自己能飛了之類的話。興之所至，高舉雙臂，他露出肚子，彷彿在發光。展覽的副標題是「多元性別藝術展」，關注傳統二元性別世界以外的性少數群體。但當時沒能在階級、地區、年齡等方面之外討論性與性別。對於那些本已脆弱的群體中更脆弱（資訊閉塞，經濟困難）的人來說，表達自己更困難。西亞蝶能參加「別・性」，是因為他在同性戀經常聚集的東單公園，注意到志願者正在發《點》雜誌，裡面刊登了展覽作品招募的廣告。他給雜誌社打電話，主編趙珂便問我是否可以見這位藝術家，看看作品。我記得他來到中心，給我們展示他令人驚異的剪紙，那些充滿敘述性、狂想和民間風情的作品，混合了他的壓抑和自由，他對性的狂喜，對無常命運的哀嘆。雖然人生軌跡大相逕庭，我還是感覺到這些作品和我自己的人生經驗之間有強烈連結。
我是在看過他的作品後，才知道他的故事：西亞蝶出生成長於中國陝西農村，當他足夠了解自己的性取向時，他已經是兩個孩子的父親，其中一個還身體殘疾，導致他不得不外出打工補貼家用。1998年，他移居北京，在那裡經歷了難忘的愛情和痛苦。我認識他時，他已經四十來歲。後來，為了給他重病的兒子籌款，2010年，我們在同志中心為他舉辦了人生的第一次個展「順受的絕美」。2024年3月，在他刺點畫廊的個展期間，我們又見面，一起吃了頓火鍋。席上，他說自己這輩子有過很多人生計劃，但是沒有一個計劃趕上變化。這時，他的兒子已經永遠離開他了。他在香港的展覽獲得成功，而4月他又要去參加威尼斯雙年展，我們都為他感到高興。
意識形態再生產
2009年，還在同志中心工作的我，在798常青畫廊看了藝術家顧德新不再創作、不再參加展覽的生涯最後一場展覽「2009–05–02」。大字報的字體充滿牆面，寫著令人觸目的文字「我們殺過人我們殺過男人我們殺過女人我們殺過老人我們殺過孩子我們吃過人我們吃過人心我們吃過人腦……」在展場高台上，「我們能上天堂」則被複述了兩遍。許多電視掛在展廳接近天花板的高度，單調地重複播放藍天的錄影。顧德新將揭示人類這些碳基生命的貪婪和無情，又吐露出人類依賴更高存在洗滌罪惡的願望。他用「我們」這個稱謂，並沒有將自己與想像中的描繪對象進行區分——他明白高人一等的道德立場能引人注目並抬高自身，卻自覺地不佔領道德立場的高點。作品真實地切中人性，又傳導出極大的憐憫與關懷。我想，他的作品是反體制，非意識形態化的。
整體而言，中國改革開放走向經濟上的新自由主義道路，本身就具有現代性意味的世俗化。此前的社會主義中國，一直在系統化地、意識形態化地塑造某種精神性和終極目標。六、七十年代的文革美術無疑是這個階段的主流。文革美術之後，無論是七十年代末出現的星星畫會還是八十年代的85新潮，無論挪用普普藝術還是民間或宗教性的視覺元素和手法，他們都將自己站隊在文革美術的對立面，而表現出反叛性。文革美術在試圖創造能夠代表一個現代民族國家的美術，以藝術手段塑造意識形態畫像的時候，「反對聲音」形成了一種必要的美學。然而，不得不指出的是，任何一種美學一旦體制化——即便它代表一種邊緣化的意識形態——終將難以避免落入某種擴張的性格。
阿圖塞在《意識形態與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研究筆記）》中提出了三個振聾發聵的觀點，對於意識形態、性別生產和文化藝術的分析極有解釋力。他提及：
1 當時，具有官方背景的英文報紙《中國日報》甚至以「中國同志之年」回顧2009年中國各地活躍的同志活動。Christine Laskowski, “Year of Gay China” China Daily, December 28, 2009. http://www.china.org.cn/china/2009-12/28/content_19142822_2.htm
11 漢娜·鄂蘭，《人的條件》，頁346。
14 漢娜·鄂蘭，《過去與未來之間》，頁305-307。
15 漢娜 · 鄂蘭，《人的條件》，頁241。
16 Donald Presiosi, “Curatorship as Bildungsroman Or, from Hamlet to Hjelmslev,” in Curatorial Challenge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Contemporary Curating, Hansen, Malene Vest et al ed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9), 11.
所有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無論它們是哪一種，都服務於同樣的結果：生產關係的再生產，即資本主義剝削關係的再生產。……每一種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都以其特有的方式服務於這個唯一的結果。傳播機器的方式，則是利用出版物、廣播和電視，每天用一定劑量向每個「公民」灌輸民族主義、沙文主義、自由主義和道德主義等等。文化機器等等也是一樣的（在沙文主義中，體育的作用佔首位）……這台音樂會由一個唯一的總譜統治著，偶爾也會受到一些反對聲音（先前統治階級殘餘的聲音、無產者及其組織的聲音）的干擾。2
直接的意識形態控制很容易理解。然而，這裡也提及宗教、文化、小到家庭層面的意識形態機器；關鍵在於，意識形態的生產是在家庭和學校的層面上以中性的面貌使人接受。加入同志中心時，我21歲，當時用大學生熱衷的網路管道去招募活動參與者，招募來的人年紀和背景基本相似。印象中，大學生群體更提倡潔身自好，嚮往天長地久的愛情，覺得當時的環境大家的性關係太亂，也暗暗地對已婚的同志抱持著批評的姿態。中心運作一段後，社會各層面的群體都開始參與活動。不同背景的參與者之間開始有許多思想上的碰撞。年紀更大的參與者社會和生命經驗更豐富，他們夠強大，總會有話糙理不糙的毒舌論點，他們總對我們打趣說著類似儘管腦子一片冰清玉潔，逼卻很誠實的話來擠兌我們這些大學生「裝逼」——既能屏蔽道德主義立場的睥睨，又能一塊相處。我當時和鄭波回頭聊過當初的「別・性」，他似乎也有類似的想法。在他看來，多數參加這場展覽的藝術家更年輕，有更好的教育背景。而農村出身的西亞蝶，除了剪紙「百無禁忌」以外，他的參展，也說明了「同志不是年輕人的專利」。3 現在看來，這些草根群體的思想和2009年前後的中國現實，有很多微妙的應和。八零後的學生群體夢想著自己未來的中產階級生活，試圖靠近主流社會認同，反而表現出來某種道德情結；但還是有另一些人能忍受自己所謂公共道德上不夠光輝的污點，接受自己的真實，為自己設定生命意義的框架。儘管我並不反對任何與性別認同相關的藝術，但我也對於這類藝術凝聚起來的時刻，背後所形成的體制有所保留。隨著文化機器得以讓意識形態再製進入性別生產的領域，我也大概在2011年辭去北京同志中心的工作，開始朝自己嚮往的當代藝術領域發展。之後，我便很少參與以性別為議題的藝術相關工作。由於當時我是中心唯一的員工，想必，任性的舉動，給社群添了不少麻煩。
在我的信念中，我並不反感藝術夾帶私貨——即藝術家借用社會試圖達成的目標所提供的資源去完成自己的使命。不過，任何一種有意塑造集體共鳴的藝術，無論有多大誘惑，都無法為我的工作提供動力。在二十歲出頭的年紀時，我對藝術的認知有限，對社會工作的意義的認知也有限，同時執拗又幼稚。由於支持同志中心的上級單位都是NGO，思路上難免分歧──如上所述，我的思維過於抽象，並未從見效快的改變社會的事件去提供藝術化的方案。這類方案在我看來，也違背我心目中的藝術原則。如果再給我一次機會，我想將兩者更清晰地標明分野，算好心裡的帳，並以成熟而靈活的方式發揮自己的力量。無論如何，人依然是我關注的主題，主義不是。
2 Louis Althusser,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in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trans. Ben Brewster (NYU Press/Monthly Review: 1971). https://www.marxists.org/reference/archive/althusser/1970/ideology.htm
3 Yang Huang and Zheng Bo, “Discussing the Works of Xi Ya Die and Yan Xing,” The Body at Stake: Experiments in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 and Theatre. Jörg Huber and Zhao Chuan (ed.) Bielefeld: Transcript Verlag, 2013. p. 231-244.
1 當時，具有官方背景的英文報紙《中國日報》甚至以「中國同志之年」回顧2009年中國各地活躍的同志活動。Christine Laskowski, “Year of Gay China” China Daily, December 28, 2009. http://www.china.org.cn/china/2009-12/28/content_19142822_2.htm
2 Louis Althusser,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in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trans. Ben Brewster (NYU Press/Monthly Review: 1971). https://www.marxists.org/reference/archive/althusser/1970/ideology.htm
3 Yang Huang and Zheng Bo, “Discussing the Works of Xi Ya Die and Yan Xing,” The Body at Stake: Experiments in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 and Theatre. Jörg Huber and Zhao Chuan (ed.) Bielefeld: Transcript Verlag, 2013. p. 231-244.
7 Ibid., 353-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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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楊紫為獨⽴策展⼈，現居北京。他曾任職於草根NGO北京同志中心（2007–2011）、《藝術界LEAP》雜誌編輯（2012–2014）、北京UCCA當代藝術中心任編輯（2015–2018）及策展⼈暨公共項⽬總監（2018–2019）。他近期的機構策展包括：上海龍美術館西岸館「段建偉：到新店去」（2023）、南京德基美術館「年年：動物的能與術」（2023）、北京798Cube「白洞：甲骨文的奥秘和當代表意」（2023）、北京泰康美術館「是一是二：鏡像與幻化」（2024）等。楊紫於2017年入圍Hyundai Blue Prize年度藝術大獎，於2019年、2021年擔任華宇青年獎初選評委，並在2020年獲選為首屆希克中國藝術研究資助計劃研究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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