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裔美籍藝術家、紀錄片導演與學者鄭明河（Trinh T. Minh-ha）提出的「在旁言說」（speaking nearby）¹，是我目前想到最合適的姿態。「在旁言說」的態度意味著：說話者與被描述者之間並非傳統的「主體／對象（subject/object）」架構，而是在位置上「接近」卻不「代替」或「佔據」對方。簡言之：她拒絕那種以「我來談／我來代表／我來說明」的姿態，轉而主張一種更謙卑／質疑性的關係：既在場也保持距離、承認差異、開放意義的間隙。

也許正因為如此，我決定以一封信的方式，來回應這個展覽。不是在其中說話，而是在旁讓語言緩慢地生長。讓我以自己的有限與遲疑，向你靠近；也讓你能從自己的經驗出發，在縫隙中回望展覽。

「南方」的多重語境

討論《珍珠》前，我想先簡單回溯一下高美館2019年提出的「大南方多元史觀特藏室」。首部曲《南方作為相遇之所》從日據時期現代美術的引入，聚焦南台灣的藝術社群如何透過畫會、寫生等實踐發展，《南方作為衝撞之所》則直視戒嚴威權下的工業城市高雄，藝術家如何回應、反抗政治壓力以及批判工業高速發展帶來的污染；《珍珠》作為第三部曲，一反前兩部曲以男性藝術家為主的敘事，標舉女性藝術家，更跳脫了聚焦南台灣的框架，以「大南方」（South Plus）的精神，或可說延續近年台灣外交政策「新南向」（The New Southbound）的召喚，以及當代藝術的「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熱潮，除了台灣藝術家之外，也向南囊括了菲律賓、泰國、越南、印尼、馬來西亞、緬甸、新加坡、柬埔寨八國的藝術家。展覽由高美館與新加坡國家美術館、新加坡美術館的典藏構成，並由三館組成聯合策展團隊。展出作品數量與藝術家名單大約是高美館與新加坡方各半的比例，可見團隊開展交互對話的企圖。

跨語境與跨區域的策展模式，或許也反映在展覽的標題上。中文展名「珍珠」一詞靈感來自伊莉莎白・皮薩尼（Elizabeth Pisani）的著作《印尼 etc.：眾神遺落的珍珠》（Indonesia, Etc.: Exploring the Improbable Nation）中文譯名，也是台灣出版社的再詮釋版本；英文標題「Ocean in Us」（海即我心）則取自東加學者及詩人艾裴立．浩歐法（Epeli Hauʻofa ）的概念，跳脫島嶼、國家的疆界區隔，以海洋作為主體思考，形成跨國的連結與團結可能。展名的差異讓展覽本身裂解為兩種世界：一個被命名為珍珠的溫潤世界，與一個被召喚為海洋的流動世界。一個展覽就此成為兩種感性的交纏，使展覽成為一場在語言縫隙中持續展開的對話。

「珍珠」帶有直觀的感性：光滑、純淨、圓潤、富含光澤，它也往往被連結到柔順婉約的女性氣質。然而珍珠的生成本身即蘊含傷痛——它是牡蠣因外來刺激而層層分泌母貝質所生成的結晶，是創傷與修復的產物。以「珍珠」命名女性藝術展覽，呈現了抵抗與修補的可能性，卻也不免啟動一種「痛苦已被昇華為美」的完成式想像。作為對一代女性藝術家的致敬，它確實貼切，但如何讓觀眾進一步理解當時女性藝術家的歷史脈絡，並與當代女性生命經驗產生持續的共振，仍是值得討論的。

而「Ocean in Us」所召喚的，是另一種感性——流動、共感、群體互滲。它使「南方」不再只是地理概念，而是一種知識論的位置，也類似近年當代藝術中屢被引用的水體女性主義概念，將海洋的連結、包容與女性生命經驗共構。但我們若回到皮薩尼對印尼的描述——由一群僅共享薄弱歷史與文化脈絡的島嶼所組成的「不可能的國家」——我們或可將此延伸為東亞、東南亞內部的異質性。「南方」並不是某種已經可被掌握的整體，而更像是一種會不斷滑動的姿態。它既是地理／國族／政治的指涉，也帶著情感性的召喚——尤其在台灣，「南方」往往被浪漫化為親近、共感的想像。然而，只要稍稍靠近，便能立刻感受到同一個名稱底下的巨大異質性：多語的現實、殖民的歷史、宗教與文化等，我們事實上往往對其他亞洲國家的文化結構與社會現實知之甚少，「南方」之中還有無數的南方，是眾聲喧嘩、各自表述的紛陳語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