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Study of
Curatorial Culture
Curatorial Culture
尤瑪 · 達陸 x KAHE Community，〈串連〉。Ring Project#1 《關於島嶼的隱喻》，策展人：羅秀芝+ gudskul，2021雅加達雙年展，印尼國家美術館，雅加達，現場裝置照，2022年。
如同對於藝術的認識論，關於藝術策展的認識論，根據不同的知識體系，將呈現不同的想像樣貌。不同的思考個體，在權力、規範、文化和歷史的交叉和作用軸線中，呈現出在世界中不同的位置以及與他者相異的相對關係；並且，策展認識論和美學、自由等形而上學問題、藝術性的本質等息息相關，和如何界定倫理、政治，同樣密不可分。
有鑑於此，對於當前主流的藝術認識論，出現了反省的聲浪。例如倡導全球南方論的論述，聲稱我們生活在一個由「貫穿現代的三種主要統治形式資本主義、殖民主義和父權制度所主導的世界裡1」而且，這種統治形式為包含了經濟、政治和文明的霸權知識認識論提供服務。因此，鼓吹起身抵抗這種統治造成的不公正，反抗這種現代統治的本體論、認識論和政治基礎，以及美學觀念。拉丁美洲的批判哲學家們，紛紛揭示解放哲學的構想，承擔起為他者、受害者、被父權壓迫者以及被蹂躪者發聲的責任2。雖然，全球南方論不免有過度化約論的傾向，但我認同其反對單一普遍認識論與美學的看法；因此，本論文嘗試從倫理、政治和美學這三個軸線，勾勒策展的一個想像座標。從策展三軸線的角度出發，每個人都可以因參考軸線的差異，繪製出全然不同的策展座標，進而呈現策展認識論的多元性。
1 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 ‘Toward an Aesthetics of the Epistemologies of the South: Manifesto in Twenty-Two Theses’, in “Knowledge Born in the Struggle: Constructing the Epistemologies of the Global South”, edited by 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 and Maria Paula Mens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0, pp.117-125, p.117.
2 Enrique Dussel, ’Philosophy of Liberation, The Postmodern Debate, and Latin American Studies’, in “Coloniality at Large: Latin America and the Postcolonial Debate”, edited by Mabel Moraña, Enrique Dussel, and Carlos A. Jáuregui, Durham &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342.
拉黑子 · 達立夫 x Valume Escape，〈訊息〉。Ring Project#1 《關於島嶼的隱喻》，策展人：羅秀芝+ gudskul，2021雅加達雙年展，印尼國家美術館，雅加達，現場裝置照，2022年。
他者共生的倫理軸線
就某個角度而言，最廣泛的對於何謂倫理，其實就是關於何謂美好的生活，以及如何活出美好生活的問題。然而，女性主義者卻發現，即便是如此廣泛的問題，在主流的倫理觀中，卻始終忽略人際關係的道德意義，過度關注人的獨立、自主、權利與自由，忽略與他人的親密、愛的關係，並且排除了兒童、老人、殘疾者等邊緣族群3。女性主義者的倫理觀點朝向關係性的轉向，此舉並非為了關注小規模的親密家庭關係的倫理，而是指向「個人即政治」的倫理與政治哲學，同時，對當代倫理與政治哲學提出批判。女性主義認為當代倫理與政治哲學過度關注物質財富的再分配，而對其他方面的壓迫不夠關注。因此，認為我們應該擴大倫理關注的範疇4。
除了關係性的轉向之外，女性主義的倫理面向，也擴及對生態的關注。單單只廢除西方文明中男性中心主義（androcentric）和人類中心主義（anthropocentric）的偏見是不夠的，還必須針對文化/自然、理性/感性、人類/動物等二元對立的觀點進行批判，重新編織新的敘事以維繫生物多樣性和文化多元性5。
因此，本文「策展三軸線」所指的倫理，強調關係性與生態性的倫理觀，尋求與他者共生的倫理軸線。
3 Samantha Brennan, ‘Feminist ethics’, in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Ethics”, edited by John Skorupski,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10, pp.515-516.
4 ibid, pp.517-519.
5 （美）格雷塔·戈德，帕特里克·D.墨菲主编，蔣林譯，〈緒論〉，《生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理論、闡釋和教學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頁3。
Baan Noorg Collaborative Arts and Culture x Extract Collective，〈555號房〉。Ring Project#1 《關於島嶼的隱喻》，策展人：羅秀芝+ gudskul，2021雅加達雙年展，印尼國家美術館，雅加達，現場裝置照，2022年。
邊緣相依的政治光譜
如果，巴塔耶（George Bataille）在《被詛咒的份額》（The Accursed Share）中對美學和最終政治的思考，是一種存在干擾力的、不斷持續威脅的邊緣，且展示了真實的宇宙學和世界過剩史，追溯了人類文明的無用消費和長期揮霍，指出了遊戲、藝術、奢侈品甚至宗教，代表了人類最終的理想追求6。以奢侈消耗生命能量的方式，點出藝術所具有的邊緣政治性。那麼，漢娜 · 鄂蘭以希臘城邦的意義為代表的政治性，提供了「策展三軸線」另一個貼近日常生活的政治軸線。
漢娜 · 鄂蘭「按照城邦的意義來理解政治性，則其目的或存在的理由就是建立並維繫一空間的存在，使得作為秀異之自由能夠顯現。在這個領域當中，自由乃一世界性之實在，因言說可被聽見、因行動可被看見、因事件可被人討論、回憶，然後講成故事，最終被載入人類歷史的鉅冊之中。無論何事發生在顯現的空間裡，即便不是行動的直接產出，就其本質而言都是政治的7。」即便是就詞源學的角度來看，政治也是起源於城邦（polis）；所有在創作過程中，尤其是表演藝術家所呈現的自由，也是和城邦息息相關，因為，表演者需要觀眾才能展現其才藝，需要他者在場，因此，需要一個人群聚居所形成的公共空間8，這樣的公共空間就是城邦。
在巴塔耶的眼中，藝術以一種奢侈消耗生命能量的方式成為人類最終的理想追求；對於漢娜 · 鄂蘭而言，藝術家是唯一的勞動社會裡面碩果僅存的「工作者」9。因為，從鄂蘭「行動的生活」（vita activa）的角度來看，人類的根本活動有勞動、工作和行動這三種。勞動保障生命的存活與延續，工作的產物賦予人類恆久性和耐久性，行動則致力於開創各種政治體，並創造歷史條件10。對於鄂蘭而言，「行動和言說是兩種顯著的政治活動11」而「從事行動和言說的人則是需要最有能力的『工匠人』的幫助，也就是藝術家、詩人、歷史家、紀念碑建造者或作家，因為如果沒有這些人的幫助，他的活動的唯一產物，他們上演和訴說的故事，就無法流傳下去。為了讓世界成為人們希望它成為的樣子，也就是人生在世的家園，這個人類的設施造作必須是個適合行動和言說的場所，因為這些活動不僅僅對於生計一點用處也沒有，在性質上更是迥異於藉此生產世界及其中一切事物的種種製造活動。12」鄂蘭對於藝術的想像，停留在某種產出具有「不朽性」的具體「作品」的藝術類型，其功能是為了將言說者和行動者的故事流傳下去。事實上，當代藝術中的諸多藝術實踐，是屬於非物質性傾向的類型，本身即具有政治性的言說與行動。
在此，我特別想點出當代藝術實踐的言說與行動性格，特別是放到鄂蘭以「城邦」詮釋的政治性，因為這樣的城邦並不是有實體地點的城市，而是由有共同的行動和言說的人民組織，「它的真正空間是在為此而共同生活的人群之間，不管他們身處何處13」這樣的空間正是當代藝術所致力開展的空間，不管是巴塔耶式從邊緣干擾所揭示的，還是透過鄂蘭式的言說和行動的政治性所開展的空間，都是本文所指的「藝術地誌」所描述的空間，也就是藉由藝術實踐與行動所開拓的空間。
這個「藝術地誌」所描繪的空間，和鄂蘭的城邦類似，相異之處則在於賦予藝術家不只是「工作者」的角色，而是具有言說與行動能力者，這個空間不只是具體的現實空間也是抽象的空間。一如鄂蘭所言，這個空間，唯有透過「他人的臨在」而「照亮公共領域」，才可能驅散人們寂寞心靈的黑暗14，以及基於對世界的愛（鄂蘭以讓愛人產生連結的中間者孩子，作為世界的代表，孩子的出現意味著新的世界性，對這個世界性的愛是人類力量當中最強大的）15，和「公民情誼」（Philia politike）這種由世界的空間（the space of the world）所拉出來的對人保持尊重的距離16，才可能持續存在。他人的臨在所照亮的最黑暗之處，即是最需要「擴大的心智」（enlarged mentality）所想像和感受的最邊緣之所，且完全擺脫私人利益之處，此為邊緣相依的最高政治性所在。
6 Georges Bataille, ‘Gender, and Sacrificial Excess’, Sean P. Connolly, in “The Comparatist”, Volume 38, October 2014,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pp. 108-127.
7 過去和未來之間（Between Past and Future）,阿倫特（Hannah Arendt）著，王寅麗，張立立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年，頁215-216。
8 同上註。
9 《人的條件》（The Human Condition），漢娜 · 鄂蘭 (Hannah Arendt)，林宏濤譯，台北：商周、城邦文化出版，二版，2021年4月，頁141。
10 同上註，頁10-12。
11 政治的承諾（The Promise of Politics），漢娜 · 鄂蘭（Hannah Arendt），蔡佩君譯，二版，新北市：左岸文化／遠足文化，2017年，頁122。
12 《人的條件》，同前註，頁205。
13 同上註，頁241。
14 同上註，頁281。
15 同上註，頁286。
16 同上註，頁287。
Shellda “Alienpang” x Roompok，〈鯰魚樂樂村〉。Ring Project#1 《關於島嶼的隱喻》，策展人：羅秀芝+ gudskul，2021雅加達雙年展，印尼國家美術館，雅加達，現場裝置照，2022年。
藝術地誌的美學微光
根據Ewa Plonowska Ziarek的分析，美學在今天至少具有三種含義，第一種是指藝術實踐的一般理論，第二種是指藝術的接受理論，也就是如何欣賞或鑑賞藝術品，第三種是關於感性理論的經驗、實踐和知識，在這個意義上，美學不必然指藝術，而關注不同感官，諸如觸覺、視覺、味覺、嗅覺，甚至包含愉悅、痛苦或厭惡的感覺17。其中，第三種含義和酷兒理論或其他性少數的情感轉向特別有關，體現的是和階級、種族、環境和其他政治現象有關的由慾望和權力關係所決定的關係。當代女性主義者特別注意到鄂蘭作品中政治行為的美學層面，基於鄂蘭認為每個人的出生即為世界帶來新生性，代表一個新的開創性的起點，引發公共生活不可預測的差異性奇蹟，以及政治行動者的複數性和個別獨特性，所造成的多元的政治美學維度。鄂蘭的政治和藝術實踐理論之間，最明顯的交集是行動與敘事之間的相互構成關係，因為行動即是「生產故事」。首先，政治行為和敘事行為都具有變革性的潛力，特別是作為邊緣化主體的政治表達手段，其次，政治行為和審美行為相互關聯，變革性的政治實踐產生故事，而敘事透過故事具有紀念意義來補充行為，再回顧性地塑造其含義。最後，敘事不僅揭示了政治行為的美學補充，更顯現了美學實踐的異質性18。
倘若，就鄂蘭以城邦意義所理解的政治性來看，若將其美學實踐的潛力，在上述的新生性與複數性之外，再加上營造城邦，也就是一個可供言說與行動的公共空間的政治潛力，那麼，鄂蘭的作品所具有的就是一種藝術地誌的美學潛能，也就是創造一個空間、一個地方的美學潛能，而且，這個地方同樣具有新生性與複數性。然而，鄂蘭也向我們提出警語「現代的無世界性（worldlessness）在增加，我們中間的一切都在萎縮，這也可說是荒漠的擴張。……那唯一希望就是：我們雖然居住於荒漠中，卻不屬於荒漠，我們有能力將荒漠轉化為人類世界。……歸根結底，人類世界永遠是人amor mundi（對世界之愛）的產物，由人所創造，其潛在不朽性永遠受限於建造者的生命有限性，以及新來者的誕生。哈姆雷特之嘆總是成立的：「這時代是亂了套：啊！該詛咒的不幸／竟要我生來把它反正！」在這意義上，世界永遠是沙漠，需要新生者使它重新開始。……而在這虛無主義處境中，無物性和無人性正虎視眈眈要毀滅世界。19」也許，在逐漸荒漠化的世界裡，我們可以回顧一下鄂蘭追溯「文化」一詞的古羅馬發源，根據她的研究，文化源自古羅馬文colere，具有陶養、寓居、照料和維繫的意思，也就是人透過培育和照顧的方式與自然互動，直到締造一個宜居的所在。由此可見，羅馬人傾向與將藝術視為一種農事，是對自然的培育，而希臘人則以令人敬畏的方式來馴服、統治自然20。或許，是時候我們該重新省思羅馬人的遺產了，思考如何以照顧自然的藝術概念，打造宜居的地方。這或許正是荒漠中，藝術地誌所發出的美學微光。
17 Ewa Plonowska Ziarek, ‘Aesthetics and the Politics of Gender: On Arendt’s Theory of
Narrative and Action’ in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Feminist Philosophy” , edited by Ann Garry, Serene J. Khader, and Alison Stone,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17, p. 474-476.
18 ibid, p.477.
19 政治的承諾（The Promise of Politics），漢娜 · 鄂蘭（Hannah Arendt），蔡佩君譯，二版，新北市：左岸文化／遠足文化，2017年，頁267-270。
20 過去和未來之間（Between Past and Future）,阿倫特（Hannah Arendt）著，王寅麗，張立立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年，頁289-292。
1 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 ‘Toward an Aesthetics of the Epistemologies of the South: Manifesto in Twenty-Two Theses’, in “Knowledge Born in the Struggle: Constructing the Epistemologies of the Global South”, edited by 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 and Maria Paula Mens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0, pp.117-125, p.117.
2 Enrique Dussel, ’Philosophy of Liberation, The Postmodern Debate, and Latin American Studies’, in “Coloniality at Large: Latin America and the Postcolonial Debate”, edited by Mabel Moraña, Enrique Dussel, and Carlos A. Jáuregui, Durham &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342.
3 Samantha Brennan, ‘Feminist ethics’, in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Ethics”, edited by John Skorupski,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10, pp.515-516.
4 ibid, pp.517-519.
5（美）格雷塔·戈德，帕特里克·D.墨菲主编，蔣林譯，〈緒論〉，《生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理論、闡釋和教學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頁3。
6 Georges Bataille, ‘Gender, and Sacrificial Excess’, Sean P. Connolly, in “The Comparatist”, Volume 38, October 2014,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pp. 108-127.
7 過去和未來之間（Between Past and Future）,阿倫特（Hannah Arendt）著，王寅麗，張立立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年，頁215-216。
8 同上註。
9《人的條件》（The Human Condition），漢娜 · 鄂蘭 (Hannah Arendt)，林宏濤譯，台北：商周、城邦文化出版，二版，2021年4月，頁141。
10 同上註，頁10-12。
11 政治的承諾（The Promise of Politics），漢娜 · 鄂蘭（Hannah Arendt），蔡佩君譯，二版，新北市：左岸文化／遠足文化，2017年，頁122。
12《人的條件》，同前註，頁205。
13 同上註，頁241。
14 同上註，頁281。
15 同上註，頁286。
16 同上註，頁287。
17 Ewa Plonowska Ziarek, ‘Aesthetics and the Politics of Gender: On Arendt’s Theory of
Narrative and Action’ in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Feminist Philosophy” , edited by Ann Garry, Serene J. Khader, and Alison Stone,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17, p. 474-476.
18 ibid, p.477.
19 政治的承諾（The Promise of Politics），漢娜 · 鄂蘭（Hannah Arendt），蔡佩君譯，二版，新北市：左岸文化／遠足文化，2017年，頁267-270。
20 過去和未來之間（Between Past and Future）,阿倫特（Hannah Arendt）著，王寅麗，張立立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年，頁289-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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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羅秀芝是一位獨立策展人。她主要的研究領域包括城市理論、空間的哲學建構、性別政治、原住民藝術的當代性、情境知識等。她目前的計畫聚焦於以策展作為社會實踐、空間實踐和批判思考的方法。策展地誌學是她近幾年來積極嘗試的策展實踐方法，主要的思考重點在於，運用相對性的、關係性的空間概念，將不同主體的神話、傳說、歷史、記憶、道德、倫理、慾望和權利等文化概念，全數鑲嵌於多元辯證的地方概念中，以強化空間在流變中的對比、對抗、重疊和並置，營造作為流變藝術場域的地方想像。
主要的策展包含〈台北市第二屆公共藝術節大同新世界〉（文建會第二屆公共藝術獎：卓越獎，最佳策劃獎）臨時性公共藝術「街頭劇場」（2005）；〈越界—城市影舞〉(雙城記（2005，台北國際藝術村，上海正午藝術空間）〈風情萬種〉（2006，國藝會「視覺藝術策劃性展覽獎助計畫」）；2007年第四屆保加利亞瓦納爾當代藝術節（Festival of Contemporary Art Varna）台灣策展人，策劃〈影詩疆界〉；2012上海雙年展，特別展「中山公園計畫」聯合策展人；2013 「金門創作藝術節」；2014 「人島之諭」（蘭嶼）；2014 「台東廢墟學院」；2015-2021 「鏡城地誌學」（國藝會「視覺藝術策劃性展覽獎助計畫」，台北、曼谷、金邊、吉隆坡、雅加達、達卡）；2018 關渡雙年展「給亞洲的七個提問」策展人之一；2019 綠島人權藝術季 「拜訪流麻溝15號：記憶 · 地方 · 敘事」以及2020 綠島人權藝術季 「如果，在邊緣，畫一個座標」。並著有《台灣美術評論全集：王白淵》（1999年)、《台灣當代美術大系‧議題篇：文化‧殖民》（2003年）和《台灣美術地方發展史全集：竹苗地區》（2006年）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