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瑞（Crary）認為，要實現一個以集體行動為基礎的未來，最大的障礙之一就是數位資本主義和無處不在的網際網路。對他而言，「認為網際網路可以獨立於全球資本主義的災難性運作之外，乃是當下最荒謬、最令人麻痺的幻覺之一。」¹⁰ 網路和 24/7 螢幕導向的數位資本主義建構不僅沒能為新的全球集體性奠定基礎，反而已經滲透到我們的日常生活，深刻影響那些有幸去選擇過著以屏幕/螢幕為媒介的生活的人，使得他們的社會行為逐漸扭曲，甚至把我們推向社會危機的邊緣。與此同時，數位資本主義生產鏈的另一端，則是被壓榨到極限、崩潰邊緣的富士康工人，還有身處戰亂不斷的剛果民主共和國，在忍受非人(道)條件下開採鈷、錫、鉭、鎢等礦物的礦工——他們的血汗勞動，支撐著智慧型手機和各種電子產品的生產。

按照大衛·哈維（David Harvey）所描述的「透過掠奪來累積」（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的暴力邏輯，全球資訊資本主義正在透過網際網路塑造一種新的、看似個人化但虛假且無孔不入的偽個人主義。我們逐漸從社會與公共空間中退出，轉而把我們的日夜排滿了，線上會議、遠端工作、線上課程、忙於社群媒體、玩線上遊戲、線上購物，以及實時通訊管道的擴散中。不斷你來我往的需求、通知和所謂的確認，使人們淪為新型勞動的奴隸，大量竊取我們的數據，瓦解了工作與家庭、休閒與勞動之間的界限。這些以螢幕為媒介的生活方式也同時滋生了大規模的社會焦慮，因為虛假的聯繫感導致我們的社交生活變得抽象，並使人們疏離了社會的群體活動或日常主體/個體間的人際互動——這一現象對於成長於後網路時代的年輕一代，尤為殘酷。不間斷的虛假滿足感，來自我們虛擬的生活方式（比如隨需求而應變的直播、我們行為的自動化以及日常節奏的抑揚頓挫，還有我們的生產力、活動和消費習慣都被錄製與儲存），再加上與注意力缺陷障礙、資訊過多與感官過載有關的習慣養成和行為轉變過程，這些都已經殖民化並麻痺了人類的主體性，並侵蝕了人類本性中最根本的集體與社群精神。根據克拉瑞（Crary）的說法，這種情況危險地妨礙了「組成社團的合作型態」，最終解體了「互惠與集體責任的可能性」。¹¹ 這些發展不僅可以被視為技術發展對文化的衝擊，正如克拉瑞所明確指出的，它們還可以被視為新自由主義和企業強權的一種策略性支配與控制模式。

如果資訊資本主義已經侵占了我們的社會和公共空間，讓原本屬於社群的行為模式腐蝕，那麽它其實也早就侵占了大自然。氣候災難帶來的衝擊極其不平等，已經造成末日般的災難性後果，無論是對人類還是自然環境都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全球南方和原住民群體首當其衝，面臨氣候變遷、自然資源枯竭以及自然棲息地被破壞的嚴峻現實。對藝術史學者T.J.戴姆斯（T. J. Demos）而言，面對氣候危機和災難資本主義加劇的現狀，我們迫切需要一個大膽的想像力實踐方案，以拯救自然免於企業操控、金融自由化，還有從生物基因資本主義知識產權的壟斷中掙脫。¹² 正如克拉瑞（Crary）所主張的，對於這樣的轉變而言，關鍵在於我們必須認識到數位資本主義時代遠非永恆不變，反而是脆弱不穩定的——它不僅依賴有限的自然資源，還仰賴少數幾家跨國企業那變幻莫測的收益。

克拉瑞（Crary）在他的著作中採用了此標題，並直接引用了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對「焦土」資本主義的描述，深受她對馬克思理論重構的影響。正如他所說：「[盧森堡]指出，資本主義不僅讓勞動變得不穩定，還摧毀了生命本身所依賴的社會和物質條件，這不僅是這個系統的附帶產物，而是它本來就想達到的目的。而她描述得比馬克思更撕心裂肺、令人心痛。」¹³ 對克拉瑞（Crary）來說，盧森堡的另一個關鍵貢獻在於，她提供了一個更為宏大的歷史架構來理解「資本主義的災難」——她決然地將其視為一種源自十六世紀最早殖民計畫的歐洲發明。她寫道：資本從一開始就得有計畫地徹底摧毀並消滅所有阻礙其發展的非資本主義社會單元。¹⁴ 與亞洲和中東那些類似殘暴的侵略與專制不同，盧森堡（Luxemburg）主張，只有歐洲的殖民資本主義刻意促使整個社會結構崩解，使生活與工作的脆弱性不再僅僅是次要產物，而是變成一個根本且系統性的目標。¹⁵

動盪之城：奴隸制度與團結抗爭

在許多方面，後工業時期的曼徹斯特是最早實現焦土資本主義的城市之一。對藝術史學者馬克·克林森（Mark Crinson）來說，曼徹斯特，並非巴黎，才是19世紀資本主義的核心舞台，而這一地位則是通過其棉花帝國和蒸汽動力的加工方式所奠定的。這座城市的紡織廠和倉庫曾是建立在奴隸制度上的全球經濟生產線。¹⁶ 如今的多元文化，在某種程度上也是19世紀全球貿易網絡的副產品。曼徹斯特被認為是世界上第一座「衝擊城市」，正如歷史學家阿薩·布里格斯（Asa Briggs）在1960年代首次所描述的——這裡成為了社會和種族問題的軸心，吸聚了各種衝突和挑戰。¹⁷ 曼徹斯特代表了資本主義的一個新階段：從國際化中心轉變為一個充斥前所未有污染與壓迫性勞動條件的場域。到了19世紀50年代，城內紡織廠數量已超過108座，並普遍被稱為「棉花之城」（Cottonopolis）。18世紀中後期，前往西非的奴隸貿易航行在支持這一經濟體系和全球紡織市場的發展，扮演了關鍵角色。

或許這並不令人驚訝，曼徹斯特在誕生馬克思主義資本主義批判方面同樣扮演了核心角色。22歲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於1842年移居該市，並作為其父親棉紗製造公司——埃爾曼和恩格斯（Ermen & Engels）——的員工，期間多次往返，在此居住直至1869年。卡爾·馬克思（Karl Marx）經常拜訪他，兩人在那座城市共同研習，1845年的大部分時間都在曼徹斯特的切塔姆圖書館（Chetham’s Library）的閱覽室度過，恩格斯（Engels）正是在那裡完成了他極具影響力的著作《英國工人階級狀況》（The Conditions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¹⁸ 實際上，正是恩格斯親眼目睹的經濟繁榮與市場崩潰的非理性循環，無論是從他在皇家交易所的工作地點，還是通過他所監管的紡織業，這些經歷都為他們的革命理論奠定了關鍵的理論架構。

馬克思（Marx）和恩格斯（Engels）所期待的英國革命並未發生。但如果克拉瑞（Crary）詢問我們，如何在盧森堡（Luxemburg）真知灼見預測的焦土資本主義以及它對我們工作和社交生活的遍佈各處的束縛下，重新調整、暫停、排拒、重新整合並再次動員，那麼曼徹斯特仍然提供了一個關於激進去殖民集體行動的令人動容的歷史範例。在美國內戰期間，即1860年代，該市的紡織業因缺乏來自美國南方奴隸州的棉花而瀕臨崩潰，而這些棉花的運輸被北方聯邦阻止離港。儘管當時勞工條件極為惡劣，工資微薄且生活艱難，1862年，曼徹斯特的紡織工人仍在市內的自由貿易大廳集會，並投票支持北方聯邦封鎖由南方邦聯掌控的大西洋港口。儘管紡織廠主呼籲英國政府打破封鎖並重拾利潤，工人們仍堅決拒絕接觸由奴隸採摘的棉花。通過這一行動，工人們以集體拒絕的方式，表達了對遠在千里之外的黑人生命的激進且關鍵的聲援。¹⁹

在 1911 年，當歐洲逐漸走向戰爭的深淵時，盧森堡寫信給她在曼徹斯特的「親愛的同志們」，再次讚頌他們的集體精神與團結力量——她的話同樣可以映照我們當今的時局，當法西斯主義和民族主義又一次捲土重來的時候，聽起來格外有力量。她公開聲援所有「反對軍國主義、海陸軍備擴張與殖民擴張的鬥爭——簡言之，就是反對任何形式的帝國主義，無論它在何處抬頭，在德國、英國、俄國，或其他任何國家；無論它披著保衛國家利益和民族自主的虛偽外衣，還是公然暴露出掠奪他國人民的海盜本質。」對盧森堡來說，這種「國際帝國主義式的狂歡盛宴」正是「對文明世界最大的威脅」。²⁰

對藝術家許懿婷來說，在曼徹斯特「走板」並進行一場無聲的抗議，或者重現集體行動的訴求，意味著站在這些過去——無論是本地還是全球的——及其未來的邊緣上，處於一種搖搖欲墜的狀態。這將是懸浮於被「焦土資本主義」殖民的街道上，俯視這座「衝擊城市」（shock city）——一個被新自由主義多重社會滅絕過程深深烙印的地方。這是一種在革命與壓制之間的狹窄邊緣上小心前行的姿態，也是一種無聲的邀請，促使我們暫停片刻，共同想像站在後資本主義世界邊界時的樣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