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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6 月 2 日
ISSUE 9 策反遺忘
標誌與網絡：論團結的各種媒介以及唯物論的國際主義
文／何銳安
翻譯／陳璽安
編輯／鍾昱儂
回顧2020年5月，當時，新加坡就如多數受新冠疫情影響的國家，正籠罩在封城的陰霾中，媒體新聞卻競相報導著發生在世界多地的大規模抗議非裔喬治·弗洛伊德遭美國警察殺害的事件；而這無疑震撼了多數不曾見識過此類政治遊行的星國公民。儘管這之中也有許多人與媒體報導的抗議者共情，不過，新加坡針對公共集會的嚴格法律不僅扼殺了各類型抗議的前景，更有甚者，公眾也越發病態地否定這類對抗性的公民不服從模式。1 不過，新加坡的年輕世代對種族正義議題卻有著越來越熱衷的趨勢，這不僅是受到「黑命攸關」（Black Lives Matter）社會運動的啟迪，過去幾年的公共事件早已將星國少數群體不平等的情況暴露無遺──封城期間經歷的行動限制，也讓人們只能選擇在社交媒體上釋放情緒。2 隨著西半球各地抗議愈演愈烈，在網路上，伴隨著針對星國內部類似的系統性暴力事件的類比，團結的訴求也逐漸流傳開來。其邏輯為：如果新加坡人也認同黑命攸關，那麼，星國內部超過一百萬名受跛腳勞動法箝制而頻遭雇主虐待的低薪移工，不該是一樣地性命攸關嗎？由於他們多數人住在空間狹小，衛生情況堪憂的臨時宿舍中，這些移工受疫情衝擊也更加凶險，也更凸顯了集體行動的緊急性。呼籲重視移工生命的梗圖迅速傳播開來。
不出所料，將美國的黑命攸關與新加坡邊緣群體兩者進行類比，此舉招來大量批評。儘管網民重新包裝了他們反對「覺青」的論點，但骨子裡還是老掉牙的一套新加坡例外論。3 他們辯稱新加坡與美國的物質情況不同，拿後者套用前者，只會淪為外國勢力（讀作：西方）對新加坡的投射，忽略了本地歷史和人口的特殊性。這些評論也透過爆料一些「事實」，諸如美國黑命攸關運動的發起者和委內瑞拉獨裁者尼古拉斯·馬杜羅（Nicolás Maduro）握手的照片，說明運動和「激進左翼」意識形態的聯繫，或者瞄準支持這個運動的有錢階層，將他們扣上「香檳社會主義者」的帽子，聲稱他們一面鼓吹「撤換警察」，卻一面躲在自己護衛森嚴的社區，從而詆毀美國黑命攸關運動的合法性。4 相對於社交媒體高速流通所興起的黑命攸關國際支持潮流所表現出的天真，他們則著重強調了支持這種表象經濟學運作的「真實」影響力和資本網絡。
我們應如何評價這一類批評聲，認為與跨國團結是受科技媒體中介，因此與現實脫節？與其說這種對真實的「回歸」足以駁倒覺醒的論點，或許它更能夠說明用社會正義梗圖為進步思想做「病毒式傳播」時，這本身就內含了一種脆弱性？值得注意的是，儘管所有分析都源於種族正義的「病毒性」與「病毒」本身之間的語義失言，但相比於這種對傳染病概念的批判性挪用，病毒大流行顯然更接近（病毒）網絡背後的真實狀態，事實不正是如此嗎？

首先，在所有將病毒和網路梗圖進行含混的比較中，我們可以看到後者的傳播——與與病毒的路徑大相徑庭——與正如梗圖（memes）的詞源所表達的，是一種摹仿（mimesis）。其傳播有賴標誌性的再製（iconic reproduction），或者說對物體外觀進行相似性的摹仿。相比之下，人們論述的這種摹仿經濟背後的「真實」網絡，其傳播模式實際上是某種接觸傳播，也是真正具有傳染性的。正如病毒通過握手或呼吸交流傳播，影響力和資本網絡此類用來定罪黑命攸關這類社會運動的分析，往往著眼於其物質流通的路徑，其所涉各方卻沒有明顯的外觀相似處。這種傳播留下的，與其說是具有標誌性價值的圖像，不如說是留下一條蹤跡，引導我們沿著物質的傳播鏈條向後溯源到索引符號的產生，就像是新冠病毒流行期間，追踪無症狀感染者軌跡的方式一樣。如此一來，我們便進入了一個難以名狀的論述場域：正是在那些否定「黑命攸關」的這群人中，我們反而發現了一種非常接近唯物論的批判潛能。

雖然，像黑命攸關這類覆蓋力廣泛的運動，確實有其實質立場足以對「唯物論」的批評進行回擊，不過，他們在過去幾年用社會正義梗圖的科技媒介手段，在根本上讓運動的標誌圖像空心化的問題，卻也難以一筆帶過。網路上對「覺醒」派自由主義身份政治的強烈反對，有時甚至會蔓延到線下，引發政治地震。以美國為例，正如呼籲要進行實質重新分配的一類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支持者，這批「唯物論左翼」早被「唯物論」右翼的陰謀論拿下，並被貼上與支持「左翼自由派」的邪惡利益集團網絡掛鉤的標籤。5 在此，陰謀論的興起首先是一種偶像破壞，試圖剝去自由派的光鮮外表，並揭露其背後精英利益的糾葛。然而，陰謀論自身的下場也烙印在它自身的標誌性之上（iconicity），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川普所形容的「抽乾沼澤」的隱喻，他宣稱自己的使命是清除華盛頓的特殊利益，然而他自身是否受到這些利益的影響並未被深入檢視。

儘管這種批評模式存在各種矛盾，但應用在對跨國團結進行批評時，由於跨國團結的表述往往難以在道德良善以外進一步闡明實質的利益關係，反而讓這種批評模式仍有相當的修辭殺傷力。事實上，即使團結的論述涉及全球資本主義的情境，它也不是基於商品、勞動力和資本的實際流通上。相反，它聚焦於「他們」在資本主義體制下的剝削情境，正如同「我們」在這樣的資本主義環境中被剝削一樣。「在此處」的剝削經驗與「在他方」的剝削經驗形成相似之處，兩者共同串聯起來。這種「資本主義肇因」的論點，坦白說並無法解釋全球價值鏈，像新加坡如此高度金融化的城邦國家，大部分中產階級的利益與全球億萬富翁階層的利益更為密切相關。因此，前述的類比與其說是為了想像與全球底層階級團結的基礎，卻反而在足以決定一個人與資本接近程度的物質流通分析上，將「此處」和「彼處」的差異含混帶過。物質流通未經嚴格檢視的情況並不是因為它無法被再現，相反，它源於標誌性（iconicity）的迷戀，從而讓再現（representation）被簡化為只剩下類比的功能，而對於讓再現本身發揮作用的權力關係的分析工作──其工程繁瑣但至關重要──卻被取代了。正如我們將在本文的後面看到的那樣，這些擔憂在四十多年前已經被第三世界國際主義提出過，但最終仍被其自身的「聖像學」（iconography）所吞噬。誠然，標誌（icons）自身以指代物呈現實際圖像的邏輯，不正是意味著：其抹除的部分大於其所呈現的圖像？

「瘋狂富豪」版唯物論

1 新加坡市中心的一間公共公園中有個稱為演講角的自由言論區，是唯一無需批准便能合法舉行抗議活動的地方。

2 2019年7月，一名華人演員在一則廣告中以「褐色妝」飾演馬來和印度族裔，因種族敏感度不足而受到嚴厲批評。隨後，由YouTube喜劇演員Preeti Nair和饒舌歌手Subhas Nair製作的一支嘻哈ＭＶ戲仿了這則廣告，引起更多爭議，並因煽動性言論而受到警方調查。關於這些事件的簡明報導和分析，見：Ruby Thiagarajan, “Brownface and Racism in Singapore,” New Narratif, August 1, 2019, https://newnaratif.com/journalism/brownface-and-racism-in-singapore/.

3 儘管「覺醒」（woke）源於美國黑人俚語的「清醒」（awake）變體，如今它更普遍用來指涉對社會正義議題的意識，特別是與種族、性別和性取向有關的問題。這個詞語在社交媒體上的流通也引發了意義的流轉，並受到近年來線上「文化戰爭」中的武器化影響。參見：Aja Romano, “A history of ‘wokeness’,” Vox, October 9, 2020, https://www.vox.com/culture/21437879/stay-woke-wokeness-history-origin-evolution-controversy.

4 在新加坡，「香檳社會主義者」一詞被用作貶低中上階層背景，支持社會進步事業的群體。這個詞的流行主要要歸功於知名網路評論家鄭恩里，他也是执政黨的支持者。除了鄭恩里之外，一位駐新加坡的波蘭僑民經營的Facebook專頁「Critical Spectator」在批評黑命攸關運動及其對新加坡年輕一代影響的問題上尤為激烈。
5 Angela Nagle, Kill All Normies: Online Culture Wars from 4Chan and Tumblr to Trump and the Alt-Right (London: Zero Books, 2017), 68.
在抗議喬治·弗洛伊德事件的運動引發新加坡對種族正義反思的前兩年，還有另一場從美國輻射回星國的文化事件，同樣引發了一場關於種族、財富和特權的辯論，只不過，在這次的事件中，我們不需要訴諸類比就能將兩個國家放在一起。當時正值電影《瘋狂亞洲富豪》上映，也是好萊塢在20多年來首度以亞洲演員和新加坡取景為主的製作。電影改編自美籍新加坡作家關本安（Kevin Kwan）的同名暢銷小說，故事講述美籍華人教授首次去新加坡旅行，並在當地與男友家人見面，才發現豪門的財富超乎想像。美國主流媒體稱許這部電影為再現美國亞裔的里程碑。但這一詮釋卻和亞裔社群內部以及西方更大的亞裔離散群體對這部片的恐慌形成鮮明對比，因為電影充其量只是把他們再現為一群放縱不羈的資產階級。6
與此同時，來自新加坡的批評也主要聚焦在這部電影被稱道的再現政治本身，不過卻是基於電影將新加坡華裔以外的族群邊緣化，在電影中，這些少數族裔出場的機會主要是作為服務生，供職於佔新加坡多數的華人族群之富豪家庭。7 人們也注意到了這部電影的保守性別觀。8 然而，當涉及到棘手的財富問題時，奇怪的是，人們並非聚焦在豪門的巨額財富上，而是著眼於新加坡的中產階級在電影中的缺席。新加坡以外的左翼媒體對這部描寫豪門的電影提出了批評，譴責它對全球貧富差距的洗白，而星國內部的聲音卻並非基於它對分配政治的消音，反而是基於再現層面的失語（這點正如種族、性別批評的背後邏輯）。9 人們主要的不滿在於：星國99%的民眾並不像電影中有繼承來的財富和特權，他們很可能就住在某個政府成功推行的國宅──國宅這種準社會主義的政策，正是這個超級資本主義避稅天堂中的一個例外──卻在電影中隻字未提。換句話說，問題不在於貧富不均本身，而在於1%富豪的生活經歷和99%的民眾在電影中的再現嚴重不成比例。
1%與99%的特權階級和多數「人民」的這類對立說法當然不是原創，我們可以追溯到2011年的「佔領華爾街」的抗議運動，當時流行的口號「我們是99%」很快地經由病毒式傳播，開始輻射到世界各地的社會運動上。這個口號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引發的經濟衝擊之後興起，至少最初從美國喊出這個口號的時候，人們主要著眼於1%的頂層人口與其他人口之間持續在擴大的貧富差距。人們的憤怒主要集中在於，金融部門以外的勞工群體並未引發經濟危機，卻被迫承擔了經濟衝擊。不過，儘管訴求突出了資本主義創造的不平等，但歸根結底，這種對財富的批判並不構成階級話語。正如羅莎琳德·莫里斯（Rosalind C. Morris）所觀察到的，對1%和99%的劃分，掩蓋了99%內部巨大的社會經濟差異，這裡面包山包海，有赤貧階級到收入優渥的管理階層。事實上，在將多數主義的表述推到「接近整體」的極限時，這種99% 的話語甚至不是一種族群政治，而是將正義交付於經濟理性的基礎之中的一種「道德圖像學」（moral iconology）。10
這種依賴數字統計，卻因此掉入去政治化陷阱的趨勢，在新加坡對《瘋狂亞洲富豪》的批評中變得尤為明顯，其中，對於電影應忠實呈現99% 多數人物質狀況的訴求，反而表明了此類言論已經盲目接受了99%內部既有的階級關係。若非如此，我們又如何能夠將超級富豪的批評焦點放在精英問題和所謂1%與99%之間的脫節上，卻忘了決定階級關係和貧富差距的正是資本如何在不同的社會經濟階層之間流通（或不流通）的方式？人們又如何能夠將佔領華爾街所動用的這種模糊具體形象的統計學方法，轉譯到星國這種如此金融化──幾乎可以稱它為東南亞國家之中的華爾街──而其多數中產階級又依賴城邦的這種金融化來維持適度富裕的生活方式的地方？難道，階級問題已被自由主義的身份政治完全排除在外，以至於在面對晚期資本主義的分配危機時，唯一解決嚴重差距的方法就是透過一系列標誌來表達「我們」的存在，無論階級立場如何都能被接受？
或許這個要求只能是緣木求魚，畢竟自80年代末以來，長期執政的政黨一直宣揚成功的轉型，使我們進入了以中產階級為主的有房社會。11 而新加坡城邦對階級政治的否認，正是源於相對不透明的極端財富的積累模式，正如電影中，年輕接班人在女友追問他家庭財富來源時的無言以對：「不外乎房產投資等等，沒什麼有意思的」。確實，從公眾的反應來看，有利於主角家庭財富傳承的資本利得，或遺產稅的缺位事實，並沒什麼有意思的，甚至是那些真正承銷了這部電影的整個金融服務業也是如此。這就是新加坡作為全球金融中心的庸俗現實，自從1968年建立亞洲美元市場以來，金融業與其說是發展當地產業的資本來源，不如說是幫助資本自身進行積累的空間，有效地讓資本與實體經濟及公領域的積累、易被察覺的商品流通領域關係脫鉤。12
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後，新加坡本土的銀行業和資本市場開始實行自由化，同時，其債券和股票市場也得到快速擴張，並躍升成為地區性的資產管理中心。儘管主要家族的財富被形容成是「老錢」，但實際推動這些行業增長的主要來源卻是來自亞洲的「新錢」。亞洲越來越多高淨值的富豪也著眼於新加坡的低稅收、嚴格的銀行保密法以及大量金融和法律人才，開始將資產轉移至此地。這種超級富豪私人資產的離岸外包，也涉及一段全球經濟證券化的過程，一系列創新措施將債務工具從其對應的實際資產價值「解放」出來，從而鼓勵投機活動，升高的風險則由這些相對較差的資產持有者承擔。13 正如薩斯基亞·薩森（Saskia Sassen）所指出的，這一發展意味者直接榨取的大行其道，換句話說，就是進入「原始」積累模式，這需要複雜的金融和法律基礎設施，才能實現對工人階級的直接掠奪，從而將規模龐大的管理階層嵌入像新加坡這樣的金融中心，甚至更深地嵌入一個負責加劇全球貧富差距的體系中。14 不出所料，儘管「億萬富翁應該消失」的論點風行於國際上的左翼運動，卻唯獨不會在這個城市中被提出。
有鑑於此，我的論點是：新加坡部分的人對於《瘋狂亞洲富豪》的再現政治所提出的「這部電影無法代表群體形象」的批評，無法在物質流通的批評層面上站住腳；新加坡正是資本將社會剩餘價值從全球下層階級──包括電影上映兩年後受廣泛關注的黑命攸關運動──轉移出去的重要渠道。當論述隨之轉向到黑命攸關的等價對象，將黑人的處境投射到新加坡內部的邊緣族群時，儘管這次是對美國的文化事件抱以認同的態度，但對於新加坡實際的物質流通層面與美國黑人生存處境的相聯之分析，仍是付之闕如。

在此處與彼處之間

新加坡濱海灣金沙酒店。Source: Wikimedia Commons.
6 參見：Fatima Bhutto, “Crazy Rich Asians is no racial triumph. It’s a soulless salute to the 1%,” The Guardian, September 12, 2018, https://www.theguardian.com/film/2018/sep/12/crazy-rich-asians-racial-triumph以及：Mark Tseng-Putterman, “One Way That Crazy Rich Asians Is a Step Backward,” The Atlantic, August 23, 2018, https://www.theatlantic.com/entertainment/archive/2018/08/asian-americas-great-gatsby-moment/568213/.

7 參見：Kirsten Han, “Crazy Rich Asians is a win for Asian Americans. But it gets Singapore wrong,” Vox, August 17, 2018, https://www.vox.com/first-person/2018/8/17/17715124/crazy-rich-asians-movie-singapore, and Pooja Nansi, “Crazy Rich Asians is one of our saddest moments,” Inkstone, August 22, 2018,

8 Jerrine Tan, “Asian Male Sexuality, the Money-Phallus, and Why Asian Americans Need to Stop Calling Crazy Rich Asians the Asian Black Panther,” Medium, September 1, 2018, https://medium.com/@jerrinetan/asian-male-sexuality-the-money-phallus-and-why-asian-americans-need-to-stop-calling-crazy-rich-e296abb77231.

9 Kirsten Han, “Hollywood Has No Time for Crazy Poor Asians,” Foreign Policy, August 17, 2018,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8/08/17/hollywood-has-no-time-for-crazy-poor-asians/.

10 Rosalind C. Morris, “Theses on the New Öffentlichkeit,” Grey Room 51 (Spring 2018): 96.
11 自1959年建國以來，人民行動黨一直擔任執政黨至今。
12 亞洲美元市場是以美元計價的區域性存款市場。它利用新加坡時區的有利位置，得以吸引美國盤後和隔天歐洲開盤前的交易。參見：J.J. Woo, Singapore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e Centre: History, Policy and Politic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45.
13 儘管這些資產投機的投資人確實承擔風險，但在違約的後果上卻存在明顯的不對等。在金融化的房地產市場中，風險尤為高。儘管在投資者中，對房屋的「賭注」總是有輸有贏，但房主在無法履行貸款時卻需要面臨被驅逐的風險。參見：Saskia Sassen, Expulsions: Brutality and Complexity in the Global Economy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125.
14 Sassen, 128.
回顧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當時，包括新加坡在內的主權財富基金進入美國市場，以「拯救」那些因一系列次級房貸違約交割，資不抵債而面臨倒閉的銀行。過去曾因政府高度參與投資決策，缺乏透明度而受許多西方政府蔑視的亞洲、中東主權財富基金，在收購了那些美國主要金融機構大量股份（也因此在短期內偶有鉅額虧損），卻搖身一變成為了「白衣騎士」。15 然而，在隨後對主權財富基金的多頭決策與將美國經濟推向低谷的投機炒作進行對比的討論中，次貸的借款人本身卻被排除在救市措施之外，只能任其住家房產任由掠奪性貸款和監管而喪失贖回權。正如研究所表明，這種措施有針對不成比例的非裔申貸人之嫌。16 儘管如此，當時美國的敘事也傾向於將「次貸」事件歸咎於申貸人的品質，而非放貸銀行的問題，從而將申貸人定性為「不值得援助，沒有財政紀律」的資本主義主體。17
出於檢視自身救市政策的角度，亞洲金融機構提出了另一個說法，後來也將「次貸」的矛頭轉向美國監管的問題，但在重新詮釋的過程中並沒有消除種族偏見，反而因為這些機構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的地位得到加強，從而進一步從剝奪種族化群體中獲利。18 值得注意的是，在2008年花旗集團獲得納稅人的大規模救助後，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新加坡政府旗下的主權財富基金）也從起初的大幅虧損轉為高達16億美元的盈餘。19
我們當前面臨的問題在於，想像萬物相互關聯是非常容易的事，但我們卻很難真正弄清楚兩件事究竟是如何相關聯的。雖然足以勝任這項任務的唯物論批判，其衰落的歷史原因過於複雜，難以在此討論，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過去十年左右的時間裡，今天的跨國想像則開始通過科技中介的形式得以實現；科技中介一方面強化了全球網絡在情感和聯繫上的可能性，同時也隱藏了構成它們以及由它們所建構的權力關係。
人們即時讀取傳媒，以及傳媒即時進行中介，這樣的慾望最早透過新聞24小時播報模式率先實現，並且因社交媒體而進一步擴展到，要求從觀眾轉型而來的社群媒體用戶對這些即時消息進行即時回應的慾望。網路梗圖通過其即時相關性，以及利於轉發的特質，滿足了這一慾望，從而將這兩類型的過程相互折疊，導致一種類似通信短路的效果，並消除了發送者和接收者的區別。梗圖放棄了與溝通對象的辯證激盪，從而直接針對聚集在社交媒體上的匿名群眾，其規模之大，本身就足以讓世界上任何兩種不同的現象相互聯繫起來。20 看來，無論抗議運動是在美國、香港、泰國、伊朗、匈牙利、黎巴嫩或智利，克服「此處」和表面上遙遠的「彼處」之間的距離，只需要社會正義梗圖的科技大眾化和類比式描繪的能力就夠了。
然而，儘管這種相互連接且易於分享的跨國團結模式非常有效，卻忽略了「彼處」的事物可能已經存在於「此處」的可能性，而不僅僅是憑藉革命同志用身體力行所構建出的網絡。例如，當我們說，正是在新加坡，因此黑命必須攸關，那情況又將如何呢？或許更為諷刺的是，這種明確的空間融合在電影《瘋狂亞洲富豪》的結尾場景中得到體現。這個場景是一架無人機俯視著主角在濱海灣金沙酒店屋頂上舉行的訂婚派對，鏡頭逐漸拉遠，展示了這座奢華度假村標誌性的弧形塔樓的壯麗景象，被煙火繚繞。電影通篇強調美國和亞洲之間的差異，卻沒能看到它們之間的共同聯繫。而就在電影以跨國浪漫劃下完美結局的那一刻，導演給出了一個「星國版的美國」形象，更直白講，應該說是「星國版的拉斯維加斯」——這讓我不知道是該感到尷尬還是該當作有趣？
眾所周知，濱海灣金沙酒店由已故的謝爾登·阿德爾森（Sheldon Adelson）創立的美國賭場和度假村開發商拉斯維加斯金沙集團所有。在他的商業和投資活動之外，這位億萬富豪也是共和黨的主要捐助者，也捐出了川普在2016年總統競選時最大一筆政治獻金。然而，在欣賞金沙酒店的壯麗景色時，即使是最銳利的政論也難以察覺這樣的關係網絡，因為它的建築結構本身就是為了防堵這道線索而設計的。金沙酒店不僅外觀上與拉斯維加斯金沙集團開發的任何其他地產大相徑庭，目的正是在建築外觀上隱匿其賭場功能，從而緩和官方長期以來反對博弈的政策，並將賭場的經濟利益合法化。21 正如李家葦（Lee Kah-Wee）的分析，這種「抹消美學」正是源於建築師摩西·薩夫迪（Moshe Safdie）透過「超田園現代性」的設想來實現的，它將度假村徹底融入於是金融和也是文娛核心地帶的濱水區中。22 令人嘆為觀止的懸臂式空中公園、水上涼亭和蓮花外型的博物館結構──據報導，阿德爾森並不欣賞這些無關緊要的特色。建築群的設計推翻了代表賭場度假村美學的艷俗風格，同時，賭場本身的鏡面外觀也抹消了賭場本身──以及它與阿德爾森、川普的聯繫，當然也包含後者令人作嘔的政治立場以及他對黑人的歧視──並得以讓新加坡繼續在光鮮亮麗的乾淨形象中，無法自拔。23
然而，在上述反思中，還有另一種更重要的抹消手法值得一提。歷史告訴我們，整個海灣地帶已成為新加坡經濟實力最知名的象徵，但這完全是七十年代後期，在國家主導振興計劃下，強力剷除此地貧戶的結果，政府甚至借用美國對其城市中心高密度黑人社群的說法，「低收入貧民窟」的修辭，欲防患於未然。24 當時，新加坡的都市規劃已經對此類社區經常發生的社會動盪和城市衰退進行了十多年的研究，並最終利用這些經驗制定了不同收入群體混合住房的政策。25 族群融合政策隨後在80年代出台，從而確立了公共住房的族群配額標準。隨著對國宅政策的信心不斷增強，這個曾經在1967年主辦第二屆亞非住房大會的國家，也不再害怕貧民區會聚集一群被開發利益犧牲的抗爭人群；取而代之的是，貧民窟現在變成了鬼魅般的消失群體。26
然而，1970年代這個時期是個很有意思的時間段。儘管到了70年代末，在東亞資本主義現代化的崛起時刻，新加坡已將自己當成關鍵要角，但在70年代初，這個羽翼未豐的民族國家當時還曾經努力打進偏社會主義陣營、並以第三世界擦亮其招牌的國際主義網絡。在本文的下一部分，我們將轉向分析這樣的願景。

技術故障

15 Jerome Couturier, Davide Sola and Paul Stonham, “Are sovereign funds ‘white knights’?”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Financial Markets 1, no. 3 (2009): 142–51.
16 參見： Elvin K. Wyly, Mona Atia, Elizabeth Lee and Pablo Mendez, “Race, gender, and statistical representation: predatory mortgage lending and the US community reinvestment movement,”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39 (2007): 2139-2166.
17 Laura Hyun Yi Kang, “The Uses of Asianization: Figuring Crises, 1997-98 and 2007-?,” American Quarterly 64, no. 3 (September 2012): 411.
18 Ibid, 428-9.
19 Rick Carew, P.R. Venkat and Costas Paris, “Citi Bailout Also Bails Out Singapore Fund,”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23, 2009.
20 Morris, 106.
21 值得一提的是，濱海灣金沙酒店從未正式被稱為賭場度假村，而是用「綜合度假村」替代。
22 Lee Kah-Wee, Las Vegas in Singapore: Violence, Progress and the Crisis of Nationalist Modernity (Singapore: NUS Press, 2019), 234-6.
23 正如李家葦所觀察到的那樣，這個願景進一步建立了一種借喻的關係，即「綜合度假區代表濱海灣，正如濱海灣代表了整個新加坡」。參見：Lee, 222.
24 “Ministry aims for a city revival,” Business Times, January 5, 1979.
25 William S.W. Lim, “The Quality of Urban Lif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1, no. 1 (1973): 81-96.
26 考慮到他們更關注財富的不均分配，幾乎沒有跡象顯示在新加坡的都市規劃中存在有關貧民窟的種族化問題。然而，上世紀七十年代興起的比較方法論則一貫將貧民窟描述為地方政策失敗的案例，以突顯新加坡模式的成功。這與1967年的亞非住房大會上的討論則呈現出非常大的差異，當時的討論並不是將美國的住房危機歸因於地方政府的問題，而是看作快速的城市化這類現代性的普遍現象。參見：Chia Poteik, “Afro-Asian Builder’s Manual,” The Straits Times, October 15, 1967.
在這種「病毒式傳播」成為跨國動員的動能之前，自有一段社會正義引發世界性傳染的歷史。這段歷史便是20世紀前仆後繼的反殖民解放運動，傳播的關鍵時間點包括1927年布魯塞爾召開的反帝大同盟會議、1947年在新德里召開的亞洲關係會議、1955年萬隆的亞非會議、1961年貝爾格勒的首屆不結盟峰會及後續議程。27 如果説，當今的跨國團結，得益於科技中介讓圖像得以實時複製傳播，同時也讓自身脫離物質網絡，從而規定了團結的限度，那麼，如果我們重新審視過去的歷史──儘管它曾在過於宏大的圖像標誌籠罩下而最終流產──是否能夠找到可經唯物論檢驗的團結話語？
1973年在阿爾及爾舉行的第四屆不結盟運動峰會上，新加坡外交部長拉惹勒南（Sinnathamby Rajaratnam）的一次發言，預示了運動的凋零。這段發言並沒有照稿演出，而是以會議前一天發生的技術故障為開場：
主席先生，昨天發生了技術故障。我們用以威攝列強的設備全都仰賴他們生產。一旦設備故障，我們的通訊就斷了。為了參與這次會議，我們乘坐的也是列強生產的飛機。如果要拍電報回我們的祖國，例如我發一封電報到新加坡，就必須經由巴黎、倫敦，再到新加坡。如果他們切斷這條線，我們就失去方向了。28
當時是會議的第五天，各國正熱衷於一系列重量級議題，諸如葡萄牙在非洲殖民地的獨立、巴勒斯坦解放以及石油輸出國組織的討論；因此，一個政治局勢穩定、工業才剛興起的城邦島國代表突然提出了針對物流和通信網路的反思，相信在座人員一定覺得微不足道。然而，從峰會前發生的重大地緣政治變化來看，拉惹勒南的擔憂絕非無稽之談。這是一個破冰互動的時代：美蘇的第一次限武合約才剛生效，尼克森訪華，越戰接近尾聲。29 拉惹勒南的發言後段著重在這些「風向變化」上，當時他呼籲不結盟國家擺脫大國集團的政治鬥爭，轉而關注科技自主和經濟合作。30 他如此論述道，若非如此，一旦當前的地緣政治結盟最終破局，運動的目的也就煙消雲散。
這種對自身存有狀態的省思來得有點晚了，將不結盟運動整合起來的關鍵正是在於反對：反殖民主義及帝國主義、反種族主義以及不結盟本身所指的反美蘇集團對抗。最初在1955年萬隆會議上構思的這些創始原則，反映了國際主義精神，並構成世界部分地區為擺脫殖民主義枷鎖而進行的自決鬥爭。1961年貝爾格勒的不結盟運動峰會將版圖擴展到東歐和拉美地區，強化了其政治影響力，但這卻同時代表了共識凝聚的過程──特別是就如何促進與會各國人民的物質條件的手段而言──將變得更為複雜。在每次會議上，各國領導人每每將自己的意識形態穿在身上，完整展示自己所認同的社會經濟學說：軍事獨裁者身著王袍，阿拉伯領導人則以石油助燃其對伊斯蘭主義與社會主義結合的倡議，馬列主義的死硬派，以及拉惹勒南這類標榜貿易和實用主義，身穿西裝，雄辯依附理論的不是。
不結盟運動之所以能包容這種分歧，一部分要歸功於其獨特的組織架構，草創期便運用非等級制、輪值制的參與制度，從而避免它成為另一個權力集團。31 在對於「萬隆精神」，即協商及共識的借鑒下，不結盟運動成功讓多邊主義的新模式正常化，不過，它仍然沒能建立起一種超然於反對的價值認同。32 正是在這種脈絡下，1973年的阿爾及爾峰會確實應被視為一個分水嶺，因為正是本次會議提出了構思一個新型國際社會經濟架構的訴求。就此而言，拉惹勒南的發言並非特立獨行。事實上，更為備受注目的訴求就來自峰會東道主阿爾及利亞總統布邁丁（Houari Boumediène），他的倡議也為後來關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系統性不公的新國際經濟秩序組織（NIEO）埋下了種子。從優惠貿易政策到更嚴格的跨國公司監管，再到科技與資源轉移──這些訴求在一年後的聯合國大會上正式確立為NIEO的架構，同時也成功將多數不結盟運動的會員國的各種反對力量轉化為一系列積極訴求，摒棄意識形態的分歧，從而整合進全球資本主義體系。33
雖然拉惹勒南堅決反對貿易保護主義，以及他對跨國公司的友善都與NIEO的社會主義傾向格格不入，但如果觀察他的發言，將批評轉向自身──轉向講者賴以發聲，並使峰會成為可能的技術基礎設施──從而延續批評，這點卻共享了類似的唯物論立場。此外，他強調了自身對於提升小國的全球物流和通信網路自主權的訴求，只能通過同一個網路本身來實現，這位政治家從而點出了第三世界團結運動的局限，即，與會代表的發言，只能象徵性地代表世界絕大多數人民，並無力改變其物質基礎。多年後，他在1979年的聯合國大會上重申了這一立場：「我想不管我們怎麼吵，都沒有可能得到搭便車的機會。」34

索引的誘惑

納伊姆·莫海門（Naeem Mohaiemen）《兩場峰會與一場葬禮》（2017）中的一幕，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维杰·普拉沙德（Vijay Prashad）檢視聯合國總部過去使用的檔案索引櫃。圖片由藝術家提供。
27 這個編年參考自Vijay Prashad的第三世界國際主義史。參見：Vijay Prashad, The Darker Nations: 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7).
28 Sinnathamby Rajaratnam, “Speech at Fourth Summit Conference of Non-aligned Countries” (Algiers, September 9, 1973).
29 鑑於整個七十年代美國介入拉美的軍事行動，這種時代印象具有很強的欺騙性。事實上，就在峰會結束兩天後，智利民選的社會黨總統薩爾瓦多·阿連德就在中情局支持的政變中被推翻並被殺害。
30 Rajaratnam, 1973.
31 A.W. Singham and Shirley Hune, Non-alignment in an Age of Alignments (Harare: The College Press, 1986), 47.
32 Amitav Acharya and See Seng Tan, “The Normative Relevance of the Bandung Conference for Contemporary Asian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in Bandung Revisited: The Legacy of the 1955 Asian-African Conference for International Order, eds. See Seng Tan and Amitav Acharya (Singapore: NUS Press, 2008), 10.

33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3201, Declaration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A/RES/3201(S-VI) (May 1, 1974), https://digitallibrary.un.org/record/218450.

34 Sinnathamby Rajaratnam, “Speech at the 34th Se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New York, September 24, 1979).
拉惹勒南的演講雖然有力，但在當時的峰會代表之間幾乎沒有引起任何波瀾，如果不是孟加拉藝術家納伊姆·莫海門（Naeem Mohaiemen）在他的三頻道影像作品《兩場峰會與一場葬禮》（2017）提起這個片段，這段發言將免不了遭到歷史忘卻的命運。莫海門的作品開場便是新加坡代表在40年前的峰會上，針對技術故障所引申出的這場預示性發言。從序曲的基礎設施敘事開始，影片進一步穿梭在多個地點，時間橫跨數十年，從而講述第三世界團結時代的離去。一個關鍵時刻是標題的「兩場峰會」中間的一次轉折，即1973年的阿爾及爾峰會和1974年在拉哈爾召開的伊斯蘭合作組織峰會（OIC），影片將後者詮釋為左傾的第三世界國際主義議程最終被保守的泛伊斯蘭主義取而代之的事件，背後還隱隱牽連著全球新自由主義議程。至少，從藝術家所居住的達卡看來是如此，而此處也是標題隱喻的葬禮發生之處。這部影片並沒有假裝能將這一轉折背後的歷史原因講述透徹，而是轉而繪製事件的年表，穿插著檔案鏡頭以及若干知識分子和政治人物對此事件的回顧，其中，貫穿全片的主題則是關於不結盟運動的發展議程，以及公平分配的訴求如何被其振奮人心卻無甚實效的圖像學所壓倒。
影片進一步並置了兩類型的素材，從而讓上述的緊張關係得到更進一步的發展──一類材料是藝術家在紐約、阿爾及爾和達卡拍攝的一系列反映當年國際主義聲勢浩蕩的現代建築，另一類則是完全從官方檔案取得的兩場峰會的材料。選擇透過一系列早已充滿神話價值的圖像展開工作的手法，也使得《兩場峰會》顯得與莫海門過去的創作非常不同，在過去，藝術家更傾向對一些國際左翼邊緣人物進行考古挖掘，往往需要將少有人知的事蹟從破碎廢墟中辨別出來。35 誠然，要敘述一段由國家主導的歷史，手法肯定有所不同。考古學的方式必然讓位於類似法醫鑑識的過程。換言之，後者是在早已全然辨明的人物輪廓中尋找一些蹤跡，一些被團結的耀眼圖像遮蔽，卻有助於我們找到隱匿歷史或失落未來的索引標誌。
影片中，我們看到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维杰·普拉沙德（Vijay Prashad）在聯合國總部過去使用的檔案索引櫃前，遙想1974年當時，在NIEO通過大會投票後，資料是如何進如檔案櫃的過程。他感嘆當年那些大膽的倡議，卻從未超越一紙正式聲明，現在的命運就有如這些抽屜，早已滿佈塵埃。在阿爾及爾，他折服於巴西共產主義建築師奧斯卡·尼邁耶（Oscar Niemeyer）設計的阿爾及爾巨蛋（La Coupole d’Alger）。然而，他也對巨蛋建築概念的不切實際，以及其沒能彰顯國家出資宣揚的反殖理念而深感不平。鏡頭更順勢帶著幾位主角在不同地點之間穿梭，尋找著銘刻在環境空間中的這個容易滑脫的符號。按照皮爾斯的符號分類法，其功能屬性既非標誌符號（icons），亦非象徵符號（symbols），而是索引符號（indices）。標誌符號通過相似性來代表其所指對象，象徵符號與所指對象的關聯則是約定俗成的，而索引符號則是那些以毗鄰事物指代其所指對象的符號，也因此是唯一一類能夠動用物質材料作為直接來源的符號。36 如此，人們得以從標誌符號的角度質疑這些紀念碑的標誌性和象徵性力量，從而有助於我們將注意力轉移到維持當年國際主義團結的物質網絡上。
或許這就是為什麼影片如此熱衷於實際走訪這些國際主義歷史建築──儘管今天的公眾對其歷史意涵已經沒有太多認識。從建築到室內設施再到索引櫃的卡片，這些歷史碎片除了標誌性和象徵性價值之外，更是有如索引一般地指向這段在今天看來可能難以想像的歷史。確實，如果標誌和符號有賴於過往的經驗儲備來指稱世界，那麼，索引性的獨特之處就在於，它能夠揭示一些參與世界形構卻不必然為我們所知的物質歷史。就此而言，拉惹勒南提到的技術故障正是索引性的典型例子，在這個幾乎沒有任何標誌性和象徵性相伴的索引性圖像上，我們注意到物質本身粗糲不透明的特質：世界上有些事情正在發生，但我們不知道它到底是什麼。正如瑪麗·安·多恩（Mary Ann Doane）所說，索引是一個「空心符號」；抽空了內容，它只能確認某物存在，卻無法描述它。因此，這種「索引的誘惑」必然伴隨著一種「闡釋的難題」，從而轉向一種補充性的符號系統作為思辨之用。37 而這就是拉惹勒南發言的原因。
我們現在更能夠理解這位新加坡政治家在阿爾及爾的獨到發言了。當拉惹勒南的發言轉到技術故障時，他看似是藉著索引符號的物質性，從而兌現他對唯物論的國際主義路線的呼籲──這種路線著重對物質網絡進行分析，而物質網絡維繫的大國霸權，對發展中國家的剝削，也要進行重分配。而故障雖然中斷了演講本身，但他也藉機抨擊此類會議中屢見不鮮的道德綁架言論。他拒絕高舉「反帝國主義」或「反西方」的旗幟來敷衍峰會上的各民族鬥爭，而是選擇提出與會者都無法質疑的重要物質事實。因此，他不需要用任何的類比和類推法，直接論證列強壟斷了幾乎所有國際主義運動賴以生存的物質網絡。
因此，儘管在阿爾及爾峰會上，鐵托和卡斯楚等政治強人都精通對「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批評論述，但這番針對當前全球秩序更為準確的唯物論批評，卻是從前英殖民地的星國大使口裡說出。重要的是，拉惹勒南通過索引符號而轉向峰會本身的物質機器，其話語的焦點也從「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轉移到關注資本本身。因為他非常明白，解釋帝國主義或資本主義的抽象動態的能力，並不一定能解答資本在世界上流通的實際運作。38 此外，不結盟運動原本有賴集體被剝削的標誌性符號來聯合起為數眾多的國家，它們各自的殖民資本主義歷史本就不盡相同，儘管當時已經存在問題，但隨著其中一些國家通過以國家主導的出口導向工業，開始進入發展的上升梯道，從而參與全球市場，這樣的標誌性符號也自然就更加無以為繼。
拉惹勒南深知這一點，因為才在一年前，他在新加坡發表的一席歷史性演說中，就生動地描述了星國正透過「在地圖上追踪飛機和輪船的每日動向，以及電話、電纜、外貿和貨幣交易所促成的連結」而成為一座「全球城市」。這位部長進一步認為，關於資本主義的論述無法把握這些物質流通的複雜性，是摩擦和能動性決定了流向，從而沿著以「科技觸角」連結起來的全球「城市鏈」進行運動。39 不結盟運動終究是多次錯估了這個正在萌芽的全球化世界對於戰後形成的國家疆界以及意識形態邊界侵蝕的程度。然而，儘管有先見之明，拉惹勒南的批評也很快與對第三世界團結的任何願望脫鉤，因為新加坡參與日益新自由主義化的全球市場，意味著它「實際」積累資本的方式只能被視為是「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最令人震驚的是，在80年代，這個城市國家甚至背叛了其公開反對南非種族隔離政府的立場，並為其政府的走私武器進行中轉貿易。40
正如我們在莫海門作品的檔案片段中看到的，許多與會代表甚至沒有在聽拉惹勒南講話。因為其中有多人需要翻譯，但耳機卻擺在桌上。41 但即使他們真的有在聽，他們也不太可能被這類以追蹤線索為本的論述吸引，他們早就深陷在一種以等價關係為本的圖像學當中──比如聲稱美帝國主義在拉美的命運將會重蹈他們在印度支那的覆轍。
其中，考慮到索引性在賦予痕跡某種證據效力的同時，也賦予了某種闡釋上的開放性，從而沿著生產痕跡本身的物質網絡無止盡的追蹤下去。關鍵在於，這些網絡卻能通過複雜的法律基礎設施，讓自身變得更加不透明，例如今天讓新加坡得以保有資產管理中心之區域性地位的法律基礎設施正是如此。在這樣一個眾所矚目，期待演講者給出直接形象的會議場合上，拉惹勒南卻大談網絡：如此龐大又包羅萬象的概念，幾乎沒有一個直接形象。因此，當這一論述沒有被聽進去，完全是意料中事。
當然，我們不該忘了攝影機還開著，這些國家代表的發言終究是需要對著鏡頭進行發言。在他們飛抵萬隆時，那喧囂的迎賓人群現在紛紛轉而聚集在電視前，是為隨著這些影像的放送而成為被媒體綁架的群眾。正如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斷言，上世紀的大眾媒體，作為當今數字媒體的雛型，為各國領袖打造了一個能夠與大眾相遇的舞台，而相遇的時刻就是當後者交付自身，成為一幀圖像，構成大眾的那一刻。42 與今天的社交媒體不同之處在於，在今天，這種圖像回歸成為自身的非辯證性循環，已經不在那種傳統單一聲源的舞台上發生，卻導致一種自我感知的趨勢，也就是當人們在看到自己說話時，也真正讓他們自己成為了自身的媒介。43 如果說，在今天，這種對於誰真正有權生產梗圖的健忘是場鬧劇，那麼，不結盟運動領袖與媒體的關係則是一場悲劇，正如拉惹勒南戲劇化的描述：儘管這些領袖擁有各種實權，手上卻沒有自己掌握的媒體。

繼續觀看

35 Vijay Prashad, “Naeem Mohaiemen’s Tragic History of the 1970s Left,” Afterall 47 (Spring/Summer 2019): 56-65.
36 Charles S. Peirce,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Peirce, ed. Justus Buchler (New York: Dover, 1955), 104-15.
37 Mary Ann Doane, “The Indexical and the Concept of Medium Specificity,” differences 18, no. 1 (2007): 133.
38 此處的分析借鑑了李静君「資本多樣性」的概念。參見：Ching Kwan Lee, The Specter of Global China: Politics, Labor, and Foreign Investment in Afri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7).
39 Sinnathamby Rajaratnam, “Singapore: Global City” (speech, Singapore Press Club, Feburary 6, 1972).
40 Hennie van Vuuren, Apartheid Guns and Money: A Tale of Profit (London: Hurst, 2018), 434-7.
41 這個觀察是莫海門在討論拉惹勒南演說的講座中提出的。參見：Naeem Mohaiemen, “The Shortest Speech” (lecture, Barcelona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 May 17, 2019).
42 班雅明認為最能體現這種能力的媒介是航空攝影。參見：Walter Benjamin, “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 in Illuminations: Essays and Reflections, ed. Hannah Arendt, trans. Harry Zohn (New York: Schoken, 1968), 251.
43 Morris指出，「發聲」的政治價值已經被「被看見在說話」的政治價值所取代。她將原因歸咎於當前抗爭運動的科技中介狀況，從而讓「自我表達取代了交流關係」。Morris, 98, 108.
在團結變得前所未有的緊迫之際，我們回顧了不結盟運動中被遺忘的一個篇章，其中提及唯物論國際主義的日暮西山──對此，我們該如何發聲？如果按照《兩場峰會》的方法，首要任務看似是維繫不結盟運動與其今日遺產之間的索引參照關係。但，在影像中，當我們與那些最能代表不結盟運動的留存建築相遇時，影片本身也進行了另一種索引性轉向：不再以歷史性和物質性為導向，而是朝向未來性和可能性的轉向。在阿爾及爾布邁丁大學的一組鏡頭中，其中一頻道播放著今天的學生，約莫是課間休息走往下個教室途中，另一頻播放的檔案畫面則是約莫70年代左右的學生影像，看似在同地點拍攝。當兩幅圖像相連，或許表明了關鍵在於「圖像共像性」（iconicity），並要我們尋找事物的相似之處。不過，畫外音隨即傳出阿爾及利亞出版人塞米亞·曾納迪（Semia Zennadi）的否定意見。她哀嘆阿爾及利亞的學生如何背叛第三世界，並將其歸咎於代際之間缺乏傳承。她說，泛非主義已經淪為簡單的貿易關係，以至於同學甚至不承認自己的非洲身分。無怪乎，這部片拍完沒隔幾年，當黑命攸關運動在全球傳播開來時，這些學生會因為對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系統性的種族歧視保持緘默而格外引起注目。44 這種連社會正義梗圖都無法彌合的大陸漂移，在影片中通過兩個圖像的相遇被歷史化了：儘管兩張圖有其相似性，但兩者沒有建立起任何傳播鏈。
儘管如此，我們還是被要求繼續觀看。事實上，只要同時盯著這兩個場景的時間足夠久，這部影片便彷彿開始宣稱，它自身就是那條傳播鏈。電影鏡框的這種「盲目強迫」完全是索引性的，只是缺乏一種聯繫著此曾在的蹤跡。45 相反，這個索引是一種指示性（deixis）的索引──這個概念也是由皮爾斯的分類法提出，只不過名氣被帶有證據效力的索引性所埋沒。對索引的第二重理解強調的是符號和對象的毗鄰性質，我們的注意力會將中間的細微差距強行取消。46 電影鏡框在執行這種指示功能時，就如指向某處的手指，或是一個簡單的指令：「看這裡」一樣，是強行將我們引向那些若沒有與符號的互動則不可能進入視野的事物。我們正是在兩個圖像之間，在「此處」和「彼處」之間，在「當時」和「現在」之間觀看，即便我們僅是局部或暫時性地佔據（多少也算是縫合了）兩者間的空隙。也就是說，在1973年的阿爾及爾的那次第三世界的唯物論國際主義以及當下對這段歷史的遺忘之間，正在興起的跨國團結，彷彿在將悲劇重演成鬧劇。
在影片的結尾，我們對這種差距有了更加清醒的認識。在以達卡為背景的終章中，我們在孟加拉政治人物佐納耶德·薩基（Zonayed Saki）的帶領下，參觀了班加班杜中心（Bangabandhu Centre），此處最早是為1990年不結盟運動峰會而建，但隨著孟加拉退出聯盟而無疾而終。與影片中的多數建築不同的是此處因貿易博覽會而人滿為患。有那麼一刻，人群的規模似乎在說明，全球市場已在物質層面代替不結盟運動兌現了它不可能實現的期許──值得一提的是，孟加拉國是如今亞洲增長最快的經濟體之一。但隨後，我們聽到保安命令機組人員關掉他們的攝影機，畫面也隨之黑屏。雖然禁止來得突然，但並不令人意外，因為正是在這個聲稱要透明揭示物質流動世界的地點，肯定不能讓我們進一步查看。
本文最初由藝術家柳思雅（Marysia Lewandowska）於新冠疫情期間發起的寫作計劃「公共製造」（2022）所支持。

44 “Black Lives Matter skirts North Africa despite everyday racism,” France 24, July 20, 2020, https://www.france24.com/en/20200720-black-lives-matter-skirts-north-africa-despite-everyday-racism.

45 Peirce, 108. 羅蘭·巴特發明「此曾在」（that-has-been）描述攝影以時間差對其所指對象的驗證，並賦予攝影媒介所需的遲滯感。參見：Roland Barthes, Camera Lucida: Reflections on Photography, trans. Richard Howard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81), 77.
46 Doane, 136.
1 新加坡市中心的一間公共公園中有個稱為演講角的自由言論區，是唯一無需批准便能合法舉行抗議活動的地方。

2 2019年7月，一名華人演員在一則廣告中以「褐色妝」飾演馬來和印度族裔，因種族敏感度不足而受到嚴厲批評。隨後，由YouTube喜劇演員Preeti Nair和饒舌歌手Subhas Nair製作的一支嘻哈ＭＶ戲仿了這則廣告，引起更多爭議，並因煽動性言論而受到警方調查。關於這些事件的簡明報導和分析，見：Ruby Thiagarajan, “Brownface and Racism in Singapore,” New Narratif, August 1, 2019, https://newnaratif.com/journalism/brownface-and-racism-in-singapore/.

3 儘管「覺醒」（woke）源於美國黑人俚語的「清醒」（awake）變體，如今它更普遍用來指涉對社會正義議題的意識，特別是與種族、性別和性取向有關的問題。這個詞語在社交媒體上的流通也引發了意義的流轉，並受到近年來線上「文化戰爭」中的武器化影響。參見：Aja Romano, “A history of ‘wokeness’,” Vox, October 9, 2020, https://www.vox.com/culture/21437879/stay-woke-wokeness-history-origin-evolution-controversy.

4 在新加坡，「香檳社會主義者」一詞被用作貶低中上階層背景，支持社會進步事業的群體。這個詞的流行主要要歸功於知名網路評論家鄭恩里，他也是执政黨的支持者。除了鄭恩里之外，一位駐新加坡的波蘭僑民經營的Facebook專頁「Critical Spectator」在批評黑命攸關運動及其對新加坡年輕一代影響的問題上尤為激烈。

5 Angela Nagle, Kill All Normies: Online Culture Wars from 4Chan and Tumblr to Trump and the Alt-Right (London: Zero Books, 2017), 68.

6 參見：Fatima Bhutto, “Crazy Rich Asians is no racial triumph. It’s a soulless salute to the 1%,” The Guardian, September 12, 2018, https://www.theguardian.com/film/2018/sep/12/crazy-rich-asians-racial-triumph以及：Mark Tseng-Putterman, “One Way That Crazy Rich Asians Is a Step Backward,” The Atlantic, August 23, 2018, https://www.theatlantic.com/entertainment/archive/2018/08/asian-americas-great-gatsby-moment/568213/.

7 參見：Kirsten Han, “Crazy Rich Asians is a win for Asian Americans. But it gets Singapore wrong,” Vox, August 17, 2018, https://www.vox.com/first-person/2018/8/17/17715124/crazy-rich-asians-movie-singapore, and Pooja Nansi, “Crazy Rich Asians is one of our saddest moments,” Inkstone, August 22, 2018,

8 Jerrine Tan, “Asian Male Sexuality, the Money-Phallus, and Why Asian Americans Need to Stop Calling Crazy Rich Asians the Asian Black Panther,” Medium, September 1, 2018, https://medium.com/@jerrinetan/asian-male-sexuality-the-money-phallus-and-why-asian-americans-need-to-stop-calling-crazy-rich-e296abb77231.

9 Kirsten Han, “Hollywood Has No Time for Crazy Poor Asians,” Foreign Policy, August 17, 2018,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8/08/17/hollywood-has-no-time-for-crazy-poor-asians/.

10 Rosalind C. Morris, “Theses on the New Öffentlichkeit,” Grey Room 51 (Spring 2018): 96.

11 自1959年建國以來，人民行動黨一直擔任執政黨至今。

12 亞洲美元市場是以美元計價的區域性存款市場。它利用新加坡時區的有利位置，得以吸引美國盤後和隔天歐洲開盤前的交易。參見：J.J. Woo, Singapore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e Centre: History, Policy and Politic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45.

13 儘管這些資產投機的投資人確實承擔風險，但在違約的後果上卻存在明顯的不對等。在金融化的房地產市場中，風險尤為高。儘管在投資者中，對房屋的「賭注」總是有輸有贏，但房主在無法履行貸款時卻需要面臨被驅逐的風險。參見：Saskia Sassen, Expulsions: Brutality and Complexity in the Global Economy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125.

14 Sassen, 128.

15 Jerome Couturier, Davide Sola and Paul Stonham, “Are sovereign funds ‘white knights’?”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Financial Markets 1, no. 3 (2009): 142–51.

16 參見： Elvin K. Wyly, Mona Atia, Elizabeth Lee and Pablo Mendez, “Race, gender, and statistical representation: predatory mortgage lending and the US community reinvestment movement,”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39 (2007): 2139-2166.

17 Laura Hyun Yi Kang, “The Uses of Asianization: Figuring Crises, 1997-98 and 2007-?,” American Quarterly 64, no. 3 (September 2012): 411.

18 Ibid, 428-9.

19 Rick Carew, P.R. Venkat and Costas Paris, “Citi Bailout Also Bails Out Singapore Fund,”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23, 2009.

20 Morris, 106.
21 值得一提的是，濱海灣金沙酒店從未正式被稱為賭場度假村，而是用「綜合度假村」替代。

22 Lee Kah-Wee, Las Vegas in Singapore: Violence, Progress and the Crisis of Nationalist Modernity (Singapore: NUS Press, 2019), 234-6.

23 正如李家葦所觀察到的那樣，這個願景進一步建立了一種借喻的關係，即「綜合度假區代表濱海灣，正如濱海灣代表了整個新加坡」。參見：Lee, 222.

24 “Ministry aims for a city revival,” Business Times, January 5, 1979.

25 William S.W. Lim, “The Quality of Urban Lif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1, no. 1 (1973): 81-96.

26 考慮到他們更關注財富的不均分配，幾乎沒有跡象顯示在新加坡的都市規劃中存在有關貧民窟的種族化問題。然而，上世紀七十年代興起的比較方法論則一貫將貧民窟描述為地方政策失敗的案例，以突顯新加坡模式的成功。這與1967年的亞非住房大會上的討論則呈現出非常大的差異，當時的討論並不是將美國的住房危機歸因於地方政府的問題，而是看作快速的城市化這類現代性的普遍現象。參見：Chia Poteik, “Afro-Asian Builder’s Manual,” The Straits Times, October 15, 1967.

27 這個編年參考自Vijay Prashad的第三世界國際主義史。參見：Vijay Prashad, The Darker Nations: 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7).

28 Sinnathamby Rajaratnam, “Speech at Fourth Summit Conference of Non-aligned Countries” (Algiers, September 9, 1973).
29 鑑於整個七十年代美國介入拉美的軍事行動，這種時代印象具有很強的欺騙性。事實上，就在峰會結束兩天後，智利民選的社會黨總統薩爾瓦多·阿連德就在中情局支持的政變中被推翻並被殺害。
30 Rajaratnam, 1973.

31 A.W. Singham and Shirley Hune, Non-alignment in an Age of Alignments (Harare: The College Press, 1986), 47.

32 Amitav Acharya and See Seng Tan, “The Normative Relevance of the Bandung Conference for Contemporary Asian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in Bandung Revisited: The Legacy of the 1955 Asian-African Conference for International Order, eds. See Seng Tan and Amitav Acharya (Singapore: NUS Press, 2008), 10.

33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3201, Declaration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A/RES/3201(S-VI) (May 1, 1974), https://digitallibrary.un.org/record/218450.

34 Sinnathamby Rajaratnam, “Speech at the 34th Se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New York, September 24, 1979).

35 Vijay Prashad, “Naeem Mohaiemen’s Tragic History of the 1970s Left,” Afterall 47 (Spring/Summer 2019): 56-65.

36 Charles S. Peirce,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Peirce, ed. Justus Buchler (New York: Dover, 1955), 104-15.

37 Mary Ann Doane, “The Indexical and the Concept of Medium Specificity,” differences 18, no. 1 (2007): 133.

38 此處的分析借鑑了李静君「資本多樣性」的概念。參見：Ching Kwan Lee, The Specter of Global China: Politics, Labor, and Foreign Investment in Afri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7).

39 Sinnathamby Rajaratnam, “Singapore: Global City” (speech, Singapore Press Club, Feburary 6, 1972).

40 Hennie van Vuuren, Apartheid Guns and Money: A Tale of Profit (London: Hurst, 2018), 434-7.

41 這個觀察是莫海門在討論拉惹勒南演說的講座中提出的。參見：Naeem Mohaiemen, “The Shortest Speech” (lecture, Barcelona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 May 17, 2019).

42 班雅明認為最能體現這種能力的媒介是航空攝影。參見：Walter Benjamin, “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 in Illuminations: Essays and Reflections, ed. Hannah Arendt, trans. Harry Zohn (New York: Schoken, 1968), 251.

43 Morris指出，「發聲」的政治價值已經被「被看見在說話」的政治價值所取代。她將原因歸咎於當前抗爭運動的科技中介狀況，從而讓「自我表達取代了交流關係」。Morris, 98, 108.

44 “Black Lives Matter skirts North Africa despite everyday racism,” France 24, July 20, 2020, https://www.france24.com/en/20200720-black-lives-matter-skirts-north-africa-despite-everyday-racism.

45 Peirce, 108. 羅蘭·巴特發明「此曾在」（that-has-been）描述攝影以時間差對其所指對象的驗證，並賦予攝影媒介所需的遲滯感。參見：Roland Barthes, Camera Lucida: Reflections on Photography, trans. Richard Howard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81), 77.

46 Doane,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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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何銳安是一位藝術家和作家。他的創作專注在當代藝術、電影、表演和理論的交叉領域上。他的研究以演講、論文與電影媒介為手段，考察全球化時代的治理體系。他曾參展曼谷藝術雙年展、亞洲藝術雙年展、光州雙年展、雅加達雙年展、沙迦雙年展、科欽雙年展、柏林世界文化宮、維也納藝術館、新加坡美術館、埃因霍溫Van Abbemuseum當代美術館和日本山口藝術與媒體中心。他曾於2019年獲得德國奧伯豪森國際短片電影節國際影評人（FIPRESCI）獎，並於2018年獲DAAD柏林藝術家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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