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Study of
Curatorial Culture
Curatorial Culture
ISSUE 8 多重宇宙糧邦（lumbung）：第十五屆卡塞爾文件大展
收穫與一則糧邦故事
2022年9月在德國卡塞爾的魯魯之家（ruruhaus），作為收穫者的我們（harvester）正進行一場公開論壇，一開始，我就收到了一些類似的問題，攸關第十五屆文件展收穫者的經驗。是什麼構成了收穫（harvesting）的概念？從問題的模式中，我意識到人們想把我們的經驗總結成一個概念的需求，而我個人更希望將此作為一種建立在我們經歷基礎上的發展中實驗，而非聚焦在「何謂收穫？」的問題上（這問題可會導向什麼沒被收穫的排他性）。
在一些對談裡，收穫（harvesting）這個詞，常指的是在不同背景中的討論或集會過程所收穫的藝術記錄。收穫者從自己的角度，透過各種形式和藝術實踐，聆聽、反思和描繪這個過程。收穫可以被視為一種集體寫作，它使人們不斷地集體學習，並從不同的感官體驗中得到啟發1。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尤其經歷嘗試消化發生在卡塞爾、與第十五屆文件展爭議有關的事物，我開始意識到，「收穫」不僅只是總結在過程中所獲得的知識，更是在看待藝術實踐以及對這些實踐的敘述，呈現多種視角。收穫也可以作為反思藝術實踐的另一個起步點，以邀請進一步討論或訴說一個 「不同的 」故事。
作為收穫者，我和我的同事阿卜杜勒・杜貝（Abdul Dube）在疫情期間（2020-2022）透過Zoom進行了兩年的遠程實踐。我住在班達亞齊（Banda Aceh），阿卜杜勒則是住在哥本哈根的藝術家。我們參加了Lumbung集體會議，與不同的藝術團體進行交流，我們觀察到故事和想法如何在各地各大洲之間被傳遞，一百多位參與者在所謂的「大集會」（Majelis Akbar）中進行網路會面，這是一個定期的聚會，所有的藝術家、團體、工作團隊和藝術團隊都聚集在一起對話、辯論和交換意見，每個團體分別介紹了他們的背景、實踐和面臨過的挑戰，也分享他們參與在第十五屆文件展的計劃。
在初期時被邀請的藝術團體被稱為「互在地糧邦」（Lumbung inter-lokal），使用的並非國際的這個用字（International），「互在地」（inter-lokal）這個概念則創造了一個超越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二元對立的軌跡，雖說這可能導致一個新的對於全球共同經驗的排斥。在檢視彼此的文化經驗時，仍有一些相同的模式和動態在對應的兩個不同地區出現。
在這些走向當中，藝術團體（collectives）的出現，是一種對它們所處社會背景所做出的倫理和審美回應。有些團體巧合地被認為是有關聯的，比如西班牙的「內場」（Campo Adentro Inland），它所投入的土地議題與在西爪哇省的「加帝旺宜藝術工廠」（the Jatiwangi Art Factory），以及在哥倫比亞的 「越藝術越行動」（Mas Arte Mas Accion）所關注的議題是完全相似的。此外，可以反思的是，人們傾向於將這種替代性的教育形式，視為一種主要措施，用來應對自上而下的製度化教育，即由少數有權有勢的人決定學習的內容，但這不見得符合社會的需要，一些團體，像是布達佩斯的「離散雙年展」（Off Biennale）、肯亞的「後裔」（Wajukuu）和雅加達的「好學校」（Gudskul），都在關心著與此相關的議題。
阿卜杜勒（Abdul Dube）曾說：「很多人就會有很多複數現實。」在知識生產方面，集會（ Majelis）一直是很重要的，它是分享、交流和尋找共同點，從而使參與的人能夠共同集體地工作，同時，它也是一座橋樑，引導著我學習世界不同地區隱藏和發生的事情，了解世界中非主流敘事的論述。
大多數是團體對其實踐的反思，以及對實驗的想法，例如，當「大集會」（Majelis Akbar）的參與者之一卡比拉（Kabila）提到知識作為一種對傳統模式的回應的問題：
人們如何可以討論，如何可以找到生產知識的不同方式。在圖書館裡，我們有知識，但都來自外部。我們如何能從我們實踐找到知識？另外，它不僅是翻譯，它也是創造性的轉譯。
…
最後，這不是劃分，而是找到對話。他們如何處理生態系統和地方性，他們能帶回來什麼事物是對當地人有意義的，我們試著學習不同種族的差異運作。
另外，在這個時刻，我也體驗到了藝術的意義和角色是如何被重新審視和質疑的，例如，以藝術物件作為最終輸出物的藝術如何受到挑戰，成為一種建立在過程上的藝術形式，而不僅僅是基於一個藝術物件。它可以是一種合作的形式，從而表現了其他深根於當地的無形的東西。正如西班牙的「內場」藝術團體所反映的：
我們談論的是藝術的新角色，其與全球化的當代藝術不同。對於「內地」而言，它試圖去為卡塞爾的當地環境作出貢獻；在我們的語境之下，為我們所做之事創造一個平衡；去擁有有意義的關係；去創造同伴關係。我們也在努力向原住民學習著與土地重新建立連結。
在「大集會」的這些對話顯示了藝術、知識和社會群體是相互交織的。阿卜杜勒和我，以及其他幾位收穫者，試圖捕捉那些貫穿在美學、倫理學和社會政治議題之間的現實和想法，這些議題非常複雜並有待進一步的探討。正是在這個時刻，收穫作為一種差異的方法，對實驗和基於過程的知識起到了作用。
論戰
10 Kondologit, Enrico Yori. Personal communication. March 5, 2021.
第十五屆文件展遴選委員會成員之一的烏特・梅塔・鮑爾（Ute Meta Bauer），在2019年於雅加達歌德學院（Goethe Institute Jakarta）說到：「世界遠比歐洲大。必須聆聽來自世界其他地方的『世界』。」這個想法，與經歷過「糧邦」（Lumbung）這個過程所呈現出的東西，是有其關聯性的，而糧邦是由多個不同集會（Majelises）所構成。然而，這項努力的過程並非沒有面臨到挑戰，早在展覽開幕之前，一個來自「世界媒體」（WordPress）部落格的指責就出現了，該部落格宣稱自己是 「對抗反猶太主義卡塞爾聯盟」，其口號是 「沒有反猶太主義，就沒有反猶太復國主義。」一些藝術家和藝術團隊因此被指控為反猶太主義2，這種論戰式的批判在開幕式上達到高潮，特別是由於塔林・帕迪（Taring Padi）題為《人民的正義》的作品中包含了以色列情報局及「特殊任務局」（the Mossad）和中央情報局（CIA）的圖像，對創作者而言，這兩個機構參與了歷史的進程，特別是與印尼的暴力和獨裁統治（1965-1998）有關的歷史，而此作品即是由此作為起點發展。
然而，當被置於有著大屠殺黑暗歷史的德國時，藝術作品卻產生了不同的含義。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幾十年前對猶太人的殘酷行為，是為德國人的優越感所驅動，這種反猶太主義的意識形態在德國人民中留下了深深的罪惡感，爾後留下了一種道德要求，即以色列國不應受到批評。這樣的論戰持續發展，並受到政治家們的高度關注，甚至在議會中進行相關的辯論，而藝術家們則是感到第十五屆文件展被利用成了政治遊戲的工具。隨著德國主流媒體將第十五屆文件展，與希特勒時代的意識形態相提並論，並染上鼓吹反猶太主義的色彩，這緊張的局勢仍在持續發酵。
然而，這樣敘述中缺少了「糧邦」實踐的複雜性，以及世界的不同社群所面臨的問題，這些敘述已經被窄化到只剩充滿反猶太主義的以巴衝突，這種簡化，不禁使我想起斯圖爾特・霍爾（Stuart Hall）的論點，即每一種表述總會捨棄某些部分。在這樣的情況之下，重要的是探究誰的聲音被聽見，誰的聲音被排除，以及思考某種敘述方式可能可以賦予誰權力，或剝奪了誰的權力。有那麼一刻，腦海中也想起了奇馬曼達・恩戈齊・阿迪奇（Chimamanda Ngozi Adichie）很具說服力地解釋了單一故事敘事的危險：
單一故事敘事的後果是，它剝奪了人們的尊嚴。它使我們難以認識到我們平等的人性，它強調我們是不同的，而非我們有多麼相似。
…
單一故事敘事使刻板印象產生，而刻板印象的問題並不在於它們不真實，而是在於它們不完整，它們使一個故事成為唯一的故事。
收獲的角色
在反思這場論戰時，回過頭檢視參與者們的故事記錄，卻發現了，單一故事敘事所講述的內容與在公眾接收過程中所發生的狀況之間的差異。在此情況之下，收穫的過程，除了幫助看到進展的歷史，也見證了正在被談論的事物和存在的知識，收穫不僅是防止知識的消失，也是一種傾聽主流和權威機構聲音之外的聲道和觀點的方式。
2022年9月於卡塞爾桑德斯之家（Sandershaus），第十五屆文件展的收穫者們與藝術團體的對話。攝影：Marilia
正如常見的那樣，在公共領域的某些敘事中，存在著不平等的權力爭奪。有權勢的機構和/或主流媒體，可以決定用什麼樣的角度來向公眾呈現故事，換句話說，對敘事的控制是存在的，而這樣的敘事，之後也會體制式地以檔案的形式被記錄。在這種情況下，有著不同媒介和各種形式的收穫，就成了在故事敘事中創造平衡的另類有效方法。
許多故事和知識都是從全球不同地區的集體經驗中抽取出來的，接著發展出一個反思當今世界的倫理和美學意義的空間。向廣泛和不同的敘述保持開放是值得的，因為單一陳述的故事總是脫離現實，用奇瑪曼達（Chimamanda）的話來說則是：「故事很重要，但多個故事更重要。故事可以被用來處置和誹謗，故事也可以被用來授權和教化。故事可以傷害一個民族的尊嚴，故事也可以修復受傷的尊嚴。當我們拒絕單一敘事的故事時，當我們意識到任何地方都不只存在單一敘事的故事時，那麼我們就能重獲伊甸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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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普特拉・西達雅圖拉於1988年出生於印尼亞齊。他是一名教師、藝術策展人和說書人—也是第十五屆文件展的收穫者之一。他的故事和策展理念關注空間、暴力和記憶等議題。
2014年與ruangrupa和雅加達藝術委員會（DKJ）合作，於雅加達Taman Ismail Marzuki（TIM）完成展覽 《戰爭碎片（Debris of War）》。普特拉為2015年雅加達雙年展的策展人之一。2019年擔任KontraS（失蹤人口和暴力受害者委員會）的展覽《記憶走廊（The Hallway of Memory）》之策展人。兩年後，以策展人之一身份參與雅加達MACAN博物館（Modern and Contemporary Art in Nusantara）的展覽 《現在進行（Present Continuous）》。
普特拉撰寫散文和短篇小說。最近期的短篇小說《屠夫的花園（Kebun Jagal）》被KontraS選入《遺失的消息（Berita Kehilangan）》，是為15位印尼年輕作家的選集。普特拉於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OAS）完成亞非當代藝術和藝術理論研究，目前於在印尼班達亞齊的UIN Ar-Raniry大學任教，主要教授藝術史。2022年，與幾位大學生創立了共享平台Sajan，分享與空間、藝術和視覺文化議題相關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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