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ratorial Culture
來自印尼雅加達的當代藝術團體ruangrupa於2000年創立，以策辦藝術節、展覽與各項活動及出版計畫廣為人知，他們近期的計畫是發展一個以社群為基礎的跨領域文化平台與文化支持系統 「Gudskul Ecosystem」, 啟發於印尼蘇拉威西島上共享公有的農作生態系統方法。Gudskul，諧音「好學校（Good school）」，全名為「GUD-SKUL當代藝術集合生態學」（GUD-SKUL: contemporary art collective and ecosystem studies）。
本文取自2019年舉辦於台北市立美術館「當代策展新挑戰—國際論壇暨青年策展工作坊」（CIT 19）論壇內容，兩位ruagrupa的成員埃德．達瑪萬（Ade Darmawan）與馬讓．安登（Mirwan Andan）以對話的方式相互詢問，討論集體實作項目以及它為藝術、教育和其他新實踐所帶來得以超出現代官僚機構定義的框架的可能性。
埃德．達瑪萬（Ade Darmawan）：我是ruangrupa的創辦人之一。ruangrupa雖然是2000年正式成立，但我們幾個創辦人其實1990年中期在藝術學院就是同學。當時已瀕臨瓦解的軍事政權，在1998年革新成功後遭到推翻，我們也終於能更開放地表達意見，而我和安登是在2005年認識。其實我第一個想問他的問題是為什麼是學校。目前我們正在進行Gudskul計畫，不僅有關如何實踐集體主義，還包括協作性思維和實踐。對我們來說，更重要的是關於如何與其他人共學，分享當下和共度時光。我希望聽你分享你的經驗。我的第一個問題是，為什麼興學？跟印尼有特別的淵源外，跟其他環境也有關聯嗎？作為印尼人，我認為……安登其實是南蘇拉威西省錫江人。他還讀過六年伊斯蘭住宿學校，我們來聽聽他怎麼說。
馬讓・安登（Mirwan Andan）：為什麼興學？一開始是印尼留學生的想法，尤其是曾經去荷蘭求學的中產階級。他們在荷蘭時期決定建立一個叫作「印尼會」（Perhimpunan Indonesia）的組織，雅加達人和一些年輕人當時也陸續投入。這其實是對抗殖民統治的行動或運動。之後德旺達拉（Ki Hadjar Dewantara）在印尼創立「學園」教育平台（Taman Siswa）。我們有很多想法來自「學園」，因為我們也認為學習不應該侷限在教室，這一點也成為我們實踐中一個重要的概念。自2000年成立以來，有些人只把ruangrupa看成只有辦活動的團體，這是事實，不過我們把活動當成管道。教育、發展、實踐從ruangrupa初期開始，就一直是我們反覆提到的關鍵字。
埃德．達瑪萬：其實你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馬讓・安登：你剛才的題目是什麼？
馬讓・安登：因為學習和分享是我們DNA的一部分。印尼文有個詞叫作「nongkrong」，中文可以說是「相聚」。相聚時，我們分享知識、內容、網路、看的書、喜歡的電影、愛聽的音樂、昨晚剛開幕的展，交換彼此對作品的意見和批評。打造教育平台就像將這種相聚文化提升到更高層次，不是正規的；只是比較有規劃。在某種程度上，不必太嚴格，也沒有特定或特別的限制，是一個任何人可以自由進出的教育平台。
埃德．達瑪萬：聽起來沒規劃，說不定就是因為這樣所以維持不下去。
馬讓・安登：Gudskul已經三年了。三年通常是一個關卡，如果能撐滿三年，我就比較有把握能繼續下去。可以換我反問你嗎？就像這個教育平台一樣，你以前也說過不相信藝術。那你相信什麼？
埃德．達瑪萬：我也想問。也許我什麼都不相信。這個體制就像與周圍環境的互動對話（無論是什麼，可能是生態也可能是人類，等等），很有趣。我認為這同時是對批判觀念的信仰，也為藝術與生活間建立模糊的界限，而如今這些行為或實踐已被體制所消耗，因此同樣地，往往很快也會成為體制。有時太快了。因此，我認為這不僅是實踐這個信仰或那個信仰。這也是我從與ruangrupa所有朋友在實踐中學到的。對我們而言，最主要的不是藝術——也許這是更正確的說法，而不是信念——這不是唯一的事情，因為我們知道這還不夠。我們也知道周遭還有更多的事情正在發生。說到策展和辦展時，總是存在一個問題：有一件事既吸引人又很麻煩，那就是有一個不斷減損的機制。辦展意味會減損其他部分，減損當下，減損對例如這棟建築物（博物館）這個樣子的實際投入。雖然看展總是很棒，但我們往往不是去體驗展出的環境，而是去解釋或過度解釋。要達到對環境的體驗，必須先想出不會減損的機制，我不知道該怎麼做，但我認為甚至建築本身也應該改。也許博物館的建築設計不應該這麼老套。我想我還是這麼相信。
馬讓・安登：你是想問我……所以這和信仰無關嗎？
埃德．達瑪萬：當你有一樣東西，還有另一樣時，其中一個可能是藝術，另一個只是生活，這兩樣之間會產生對話。我認為藝術大多數時候會減損生活：造成脫節。我們對機構或雙年展之類的活動，博物館也一樣，投入很多，這些都是造成脫節的系統化機制。所以我很高興今天來到這裡。例如，方才瑞克斯媒體小組（Raqs Media Collective）講宗教的產生時提到，這實際上是一個處理民眾知識及對話實際方式的時間。我認為我們真的應該重新思考策展和辦展的概念方向。在這「研討會」標題還是哪裡有提到「超越」。我認為真的應該要超越……也許不是超越亞洲，而是先超越這面牆……超越這棟（博物館）建築。
埃德．達瑪萬：有人想提問嗎？我接下來想問你「穀倉」（Lumbung）。你曾說過不久前去蘇拉威西島研究調查，農業社會給你帶來很有趣的啟發？
馬讓・安登：我幾個月前去了趟蘇拉威西島。我其實是在蘇拉威西出生長大，也常回故鄉看妻兒。我利用這段時間走訪偏鄉，認識了一些實行自然農法的人。他們選擇改變以往的習慣進行自然農法。他們以前會施用對人體健康有害的殺菌劑、除草劑、農藥、殺蟲劑、化學肥料。直到八年前，他們開始向祖先、YouTube和書本學習一切知識。他們廣泛收集各種資訊知識，整理成投入自然農法的教材。八年後，他們已經成為很厲害的一群人。他們從祖先那裡學到最重要的是「穀倉」的概念。這種耕稻種菜的農人，從先人那裡學會可以統一將作為公糧的莊稼存放在穀倉中。
埃德．達瑪萬：有多的糧食，對嗎？
馬讓・安登：是的，收成後有多餘的全都這樣處理。這是印尼某個地方的穀倉造型，除了這個樣式以外，穀倉還有許多不同造型。我發現他們實行自然農法後由衷地開心，否則以前農夫有空時，見面聊天話題不外乎自己損失了多少錢，利潤有多少。實行自然農法以來停用化肥，昆蟲和植物間彼此也開始對話，這是個隱喻。他們看到沒有化肥後，連螞蟻行進的路線都變了。除了省錢外，在田裡停用前面說到的那些有害物質後，他們變得更快樂滿足。
埃德．達瑪萬：這些人如何保護自己不受大環境影響？
馬讓・安登：這很有趣，因為這是一門知識、一門學問。他們為有心想學習自然農法的所有人提供一個教育平台，而且是免費的。因此，他們沒有把這門知識拿來賣錢，任何人都可以來學。你如果有空上去看，會發現這個平台很像醫院，他們帶著患病的稻米、蔬菜上門，討教怎麼實行自然農法。
馬讓・安登：他們組織目前已經有3000名農夫，他們想要擴大到一個省有50萬農民加入。這是非常有趣的，因為他們是從穀倉的概念開始：也就是耕作應該很開心，使他們有足夠的糧食供地方食用，不必向外地買米。
埃德．達瑪萬：這只是在一個地方，對嗎？你認為這一套可以複製到別的地方嗎？有例子嗎？
馬讓・安登：我認為很有可能，因為其他很多島都邀請他們去分享過這些知識。
埃德．達瑪萬：有沒有在其他地方成功的實例？
馬讓・安登：在南蘇拉威西省，有。不在這個區域，是同一省的其他地方。有趣的是，也是從傳統農村開始。邀請他們去分享自然農法知識和實作的都是傳統農村。
埃德．達瑪萬：這就像回到傳統知識。你認為在什麼條件下傳統知識與現代技術能互相結合，又不會彼此消耗或壓抑？在什麼條件下？
馬讓・安登：就我對他們做法的了解，他們會用多媒體記錄自己的實作，有時也會透過WhatsApp與任何想跟他們學習的人分享他們的做法。在現代化的地區這是可行的，就好像把他們請到我們這裡來示範一遍。出發點其實是普世的自我價值，這套儀式不只有關糧食，更是有關如何溝通如何作人。這是一種價值，舉世皆然的自我價值。我們說人有七宗罪，貪婪是其中之一。
馬讓・安登：是呀，我是個穆斯林。但即使不是基督徒也知道，貪婪是七種致命的罪的其中之一。他們一開始是對抗貪婪，對抗糧食供應鍊中的貪婪。
埃德．達瑪萬：我一直有一個問題，和我們切身相關的問題。我們剛講到穀倉這個概念，他的挑戰不只是要怎樣擴大規模，還在於能不能套用到環境不同的外地。共享公有的部分和重新分配資源這個想法和概念，我認為必須在許多地方分享和實踐。但是，各穀倉間的對話會變成怎樣應該會很有趣。還有，不是複製，而是如何成為可以採用的範本。因為資源是一個有趣的概念。我們的貨幣也朝這個方向發展。例如，藝術現在就存在某種貨幣或交易，是一種只由例如特定精英所擁有佔用的資源。因此對這樣的交換或分配應該重新思考。這就是為什麼我想從穀倉那套作法看對我們現在在雅加達的作法有什麼啟發，也請教你：我們在什麼條件下能夠繼續生存下去？
馬讓・安登：這很有可能，因為他們辧了自己的穀倉。就像我前面講的，他們相信只要繼續實踐穀倉這種價值或概念，就可以長久維持下去。我們很確定這不僅在農業，而是在漁業，以及其他我們可以列出一長串的例子都是如此。他們實踐自然農法，就地取材，不需要花錢去買，人也有得用。不只對人好，對動植物也好。所以真的很棒。
埃德．達瑪萬：我們的下一個挑戰和問題是如何將這種機制，將資源盆（resource pot）這樣的想法帶進展覽，例如，從呈現變成投身。我們從原來的呈現一種做法，變成投身實踐這種做法。例如，我們乾脆將一種做法帶到一個地方去，切碎後放進某個系統。
馬讓・安登：有可能。
埃德．達瑪萬：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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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埃德．達瑪萬（Ade Darmawan）藝術家、策展人及ruangrupa總監，目前工作與生活於雅加達。畢業於印尼藝術學院平面藝術系，1998年於日惹切曼提當代藝術畫廊（Cemeti Contemporary Art Gallery，今切曼提藝術村Cemeti Art House）舉辦首次個展，次年赴荷蘭阿姆斯特丹皇家視覺藝術學院（Rijksakademie Van Beeldende Kunsten）展開為期兩年的駐村。其創作類別涵蓋裝置、物件、繪畫、數位輸出與影像。歷年展出包括個展《魔術中心》（Magic Centre，先後於2015年在法蘭克福門廊美術館Portikus及2016年在荷蘭愛因荷芬的凡阿貝美術館Van Abbe Museum舉辦）、光州雙年展（2016）、新加坡雙年展（2016）、個展《與荷蘭人做生意》（Doing Business with the Dutch，阿姆斯特丹Lumen Travo畫廊，2018）；策展經歷涵蓋《河景湧入》（Riverscape in-flux, 2012）、《媒體藝術廚房》（Media Art Kitchen, 2013）、《狀況報告》（Condition Report, 2016）、《關鍵斡旋 2017 台灣亞洲藝術雙年展》，以及與ruangrupa共同策劃的《Sonsbeek 2016: transACTION》。曾於2006年至2009年間擔任雅加達藝術委員會委員，2009年成為雅加達雙年展藝術總監，並前後擔任2013年、2015年、2017年雅加達雙年展執行總監。
馬讓・安登（Mirwan Andan）於瓦坦波尼和錫江的伊斯蘭寄宿學校度過六年求學時光，1999年至2004年就讀錫江哈桑丁大學法國文學系，2012年自印尼大學政治系畢業。2007年即進入ruangrupa從事研究開發工作。曾以研究員身份參與2015年雅加達雙年展，並共同策劃《RANSaction：Sonsbeek 2016》。 著作及書籍編輯作品包含《全為雅加達 ─ ruangrupa十週年記錄：減壓十號，空間拓展與公眾》（All for Jakarta – a note on the tenth anniversary of ruangrupa: Decompression #10, Expanding the Space and Public）（亞際文化研究期刊，2011）；《20Kuldesak：串連、造反、操作、移動》（20Kuldesak: Networking, Rebelling, Maneuvering, Moving）（Kuldesak Network，2018年）。國際論壇經歷舉凡：由泛歐文化協會網 （Trans Europe Halles）和亞歐基金會（ASEF）主辦的「獨立創意藝術空間中心領袖培訓」（Independent Creative Art Spaces Leadership Training）（巴黎，2007）；亞歐基金會「以文化看見歐亞交流工作坊」（Enhancing Asia-Europe Meeting Visibility Through Cultural Visibility）（下龍灣，2010）；加州藝術劇團（Roy And Edna Disney California Arts）「獨立狀態：全球獨立空間論壇」（State of Independence: A Global Forum in Alternative Space）（洛杉磯，2011）；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青年領袖與公民參與訓練營」（Youth Initiative and Civic Engagement Training）（雅加達，2013）；跨亞洲文化研究學會研討會（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Society Conference）（泗水，2015）；德國聯邦外交部和芬蘭外交部「柏林會議：宗教的和平責任」（Berlin Meeting, Responsibility of Religions for Peace）（柏林，2018）及美國國務院「信仰自由促進部長級會議」（Ministerial to Advance Religious Freedom）（華盛頓，2018）。曾在2016年到2018年間，擔任印尼教育文化部文化局首長顧問。 目前因家庭因素往返雅加達和錫江兩地生活。近期於雅加達古德塞開辦一所小型圖書館，取名里瓦努阿（Riwanua），同時聯合其他研究人員、藝術家、文化行動者持續在錫江推動《東線計劃》（Jalur Timu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