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清零政策，說明了監控機制已滲透入每的人的身體之中。醫院、學校和警察系統 —— 這些紀律權力的架構 —— 被電子化、微型化，嵌入個人數位通信設備裡。「公共衛生」成了國家監控延伸。為了維持一個「健康」、「清潔」、具有「生產力」和能綿延「生育」的國家，生物數據的記錄和數位藥物處方成了削弱或排斥異端的手段。

如果帕斯堤貨幣象徵愛滋病毒，整個計畫的眾多設計，就是讓參與者持有並追逐愛滋病。儘管這個社會對愛滋病有許多負面、懲罰性的觀念，一些人也將HIV視為一種禮物 —- 「追蟲者」（bug chasers）便是那些尋求感染愛滋的人，而那些 HIV陽性故意感染者 —— 責被稱為「贈禮者」（gift-givers）。

「追蟲者」希望感染愛滋的背景原因有很多，其中一個是將其視為一種個人對「性」的賦權行為。當政府的衛生政策，總是推廣安全性行為，並同時傳遞愛滋病多麽可怕的威脅訊息時，許多追蟲者希望能藉由主動尋求感染，克服與其他愛滋陽性伴侶、親友的隔閡、由「冷漠、無菌」的保護性性行為所帶來的孤立感，以及長期以來在他們尋求性時，那嚴重摧毀親密感、無所不在的恐懼。HIV 陽性身份為個人提供了一種共享的身份和社群感。儘管如今發展出了許多愛滋療法，「追蟲」仍可被視為一種積極的自殺式行為，同時，它也可以被視為一種政治行動，面對公共衛生對個人身體監控而產生無處可遁逃的恐懼，它選擇逃脫這些健全主義至上、異性戀本位的國家系統。


「追蟲者」象徵了一種在健康監控和社會污名下產生的複雜現象。在《愛滋病及其隱喻》一書中，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描述了軍事語言如何構築我們對疾病的敘事，將愛滋病描繪成一種「內部敵人」，以及對一般性行為越軌的懲罰。這種將愛滋視為應被懲罰的錯誤和應被矯正的混亂的雙重敘事，助長了一種難以被社會「正面」話語處理與化約的羞恥感。


這些敘事以公共衛生之名合理化了監控和干預，進一步強化了政府的控制，是個人充滿著恐懼、羞恥與脆弱 — 新自由主義的身份政治和自我人身所有權，在此之下仿若一種幻覺。即使個人面對其身份市場，努力打造「驕傲」文化，但此時，個人的身體突然間被降格為疾病的生物載體，國家權力行使其上，以防止疾病「傳播」至其他「人類」。對於疾病軍事化的敘事從未有助於身體治癒，但病毒卻在這些虛幻的敘事中，被轉化為「共同的敵人」 — 人與人、與其他生物共享的病毒遊行在個體的邊界之間，干擾了被精心維護、治理的「身份」們。

「追蟲者」可以被視為「身體全景監獄」下的產物和棄兒；但反過來說，這些個人積極擁抱病毒，也干擾了政府試圖以恐懼、羞恥情續，來監控他們身體的企圖。追蟲者和贈禮者也在創造一種經濟上的「共有財」—— 一個酷異化的禮物經濟系統，他們利用愛滋病毒連結彼此經驗、滲透個體身份邊界，並模糊了人類與非人類、驕傲與污名、健全與殘缺間的二元對立。

解構政治僵局的協作流動雕塑

《岔經濟（）》與《帕斯堤貨幣》兩件藝術作品展現了如何透過創意與科技來挑戰根深蒂固的經濟幻覺。南海海水能在固、液、氣三態之間輕易轉換，其流動性跨越了國家與族群的邊界，然其流動性卻體現了資本主義和國家主權不斷發明新的詞彙與法律手段，貪婪地企圖將一切物質與概念納入擁有與購買的範疇，但它的也野心似乎永遠無法飽足的一天。同樣地，儘管政府試圖延伸其控制到病毒及細胞層次，但對病毒而言，個人的「身份」並無區別，沒有任何身體能完全控制或擁有其內部的微生物和疾病，我們的身體與細胞也早已是一個人類與非人類共享、協作的共有財。而在去中心化的區塊鏈科技領域，只要有一個地址，人類與非人類的聲音，便能在契約和交易中完整紀錄，逃脫審查控制。

除了上述計畫，我的大多數藝術作品皆採用創用 CC（CC-BY-4.0）授權公開，讓所有觀眾和創作者可以自由使用設計材料、複製再造藝術品，或基於自己的想法延續創作 — 猶如開源軟體一般。我的想法源自世界各地，也因此我採用這種方式來挑戰藝術家與其作品之間的所有權概念。

作為一名台灣的酷兒藝術家，我認為運用藝術來解構既有的經濟想像至關重要。在極權政權的威脅下，台灣島民自然而然地發展出追求獨立的國族敘事，同時也依賴「護國神山」台積電（TSMC）和人工智慧經濟系統來支撐我們的民主社會發展。在這樣的政治浪潮中，透過創意手段與觀眾、參與者共同「酷兒化」既有的國家治理與經濟想像變得格外重要。面對現有的僵局，藝術家能夠做的是雕塑出流動的平行宇宙，提供政治和經濟的多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