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SUE 11 本體認識論的繁盛倫理
超越展覽:印尼藝術雙年展的演變趨勢

在整個2023 年中,印尼同時發生了三場藝術雙年展,即第 17 屆日惹雙年展(Biennale Jogja)、第 10 屆東爪哇雙年展(Biennale Jatim)和第 5 屆望加錫雙年展(Biennale Makassar)。 除了這三個雙年展之外,雅加達雙年展是印尼歷史最悠久的雙年展,其起源可追溯到 1974 年, 在當時,該展覽由雅加達藝術委員會主辦,至今仍以「印尼繪畫大展(Great Indonesian Painting Exhibition)」之名為人所知。

令人欣慰的是,儘管印尼政府的支持有限,扶持大型藝術活動的資源也很匱乏,但藝術雙年展在印尼的存在依舊經久不衰1。這種資源短缺的情況並非印尼獨有,全球南方國家的其他藝術雙年展組織者似乎也面臨同樣的挑戰,都在社會、政治和經濟不穩定的環境中艱難前進。

到 2000 年代末期,雅加達雙年展和日惹雙年展雙雙透過邀請來自其他國家的藝術家、策展人和藝術團隊,為其鋪上了一條國際化的道路。 阿塞普·托班(Asep Topan) 指出,這種將雙年展發展成為國際知名平台的姿態,反映了印尼當代藝術實踐者為參與超越自身脈絡的全球對話機會所做的努力

然而,隨著進入國際的軌道,印尼的藝術雙年展似乎逐漸與當地藝術家和觀眾產生了距離。羅伊·沃拉根(Roy Voragen)就對這種趨勢提出了批評,認為印尼雙年展的首要目標應為更多地吸引當地觀眾,他認為,追求國際認可不僅可能導致對當地社群的忽視,還可能導致雙年展的合法性偏離當地利益相關者3

近來,「在地性(locality)」這一概念在解殖民化(decolonization)、原民性(indigeneity)和跨地性(translocality)等思維的推動下重新受到了重視。除了向外看,印尼藝術雙年展也積極尋求重建自身環境中被遺忘的諸多連結。這種演變呈現了一個耐人尋味的主題,需要對其進行更深入的探索,以了解其可能性和深層背景。

藝術雙年展作為社會「編舞」

在過去的五年裡,我注意到印尼藝術雙年展的模式發生了轉變。首先,它們開始嘗試「地域」概念,也就是分散化地配置展館。「中心」的概念不斷演變,著重以分佈更加均勻的方式展示藝術日益重要,這種作法似乎受到中心概念演變的影響。其次,這些雙年展變得更具計劃性,並向社區參與開放。過去的雙年展強調當代藝術作品的展示,而現在的走向則更加凸顯包括表演和公眾參與等的操作模式。

從上述兩種傾向來看,我設想當今印尼組織藝術雙年展時,正朝向避免局限於「僅僅是個展覽」的方向。藝術雙年展可以是一個社會平台,在社群內建立關係、鼓勵物理上的流動、創造行動和凝聚共同體。我將這樣的趨勢稱為一種 「社會編舞」的嘗試。從廣義上來說,「社會編舞」標示著一種開放的可能性,即大型藝術展演透過融入社區空間,將其影響力擴展到展牆之外。透過一系列的策展計畫,創造出充滿活力的空間,從而在個人或參與社區之間,促成新的暫時結構和社會關係。

我們可從第 17 屆日惹雙年展的組織規劃中觀察到這一趨勢。日惹雙年展過去一直以日惹國家博物館(Jogja National Museum)和日惹文化公園(Taman Budaya Yogyakarta)這兩座展覽建築為中心,而不同於以往的作法,此次展區分散於17 個不同的地點,這些地點大多選位於日惹市南部的兩個村莊,即龐貢哈佐(Panggungharjo)和班根吉沃(Bangunjiwo)。本次策展人之一艾卡·布特拉·恩加魯(Eka Putra Nggalu)表示,選擇村莊作為第 17 屆日惹雙年展的舉辦地,是呼應了本次策展概念「泰坦:具體的知識,移動的場域(Titen: Embodied Knowledges, Shifting Grounds)」。這個主題強調了知識生產的解殖民化,以及強調農村地區知識的永續性。

利用居民的生活空間作為雙年展的地點是一項值得稱讚的嘗試,但也帶來了一種風險,即它可能被視為一種佔領行為,最終使村民被邊緣化。因為類似這樣的當代藝術活動,似乎與他們的日常生活脫節。策展團隊意識到了這種危險,因此試圖透過設計村民熟悉的公共計畫,來解決這個問題。 雖然準備時間相對較短,雙年展設計的計畫顯得有些不完整,更具實驗性,藝術家們設想的協商過程和參與方式在公共領域直接接受檢驗,有些成效顯著,有些則不然4

當代藝術家阿南・薩托托(Anang Saptoto)、薩迪爾・蘇迪曼(Sadir Sudirman)與一群年輕農民和建築系學生的共同創作。圖片由日惹雙年展提供。

1 財政撥款是由印尼共和國文化總局或地方政府提供,但這些資金只佔舉辦大型藝術活動所需資源的一小部分。

2 Asep Topan, “Dimensi Kelembagaan dalam Seni Rupa Kita: Pembacaan terhadap Jakarta Biennale dan Museum MACAN,” in Spektrum 2021: Enam Perspektif Seni Rupa Kontemporer Indonesia (2021), p. 57.
3 Roy Voragen, “Biennale fever in Indonesia, Temporary sites for contemporary art,” Art Monthly Australia 265/November (2013), p.9-13.

雙年展中一系列公眾計畫的存在是有其重要意義的,因為它是作品和藝術家與公眾之間的有效橋樑。若少了這些公共活動,在社區中所展示的藝術作品可能只是靜止且遙遠的觀察對象。不熟悉視覺藝術的人,或許只會將它們視作唐突出現在生活空間中的奇特物品。因此,在居民和藝術作品之間架起橋樑的活化計畫是非常必要的,而不應被視為單純的補充。在第17 日惹雙年展上,公眾計畫和展演成為獨立的藝術呈現,與參展作品同等重要5

東爪哇雙年展(Biennale Jatim 或 East Java Biennale)也反映了雙年展分散化和計畫化的趨勢。這種模式從 2019 年時開始逐步展開,當年東爪哇雙年展於16個城市舉辦了超過 65 個參與計畫。兩年後則增加一倍,達到 126 個項目,遍布東爪哇省的所有 38 個城市。這種分散的雙年展形式與廣闊的地理範圍相吻合,且有賴過去十年間在東爪哇省興起的數十個藝術團體的支持,才有可能實現。

第 10 屆東爪哇雙年展的策展回應了 「文化綜合體」的概念,並關注東爪哇三個地理環境中的文化發展,即山區、沿海地區和城市環境。今年,他們繼續採用根莖組織的模式,鼓勵公眾參與,儘管規模可能不如往屆廣泛。第 10 屆東爪哇雙年展策展團隊成員路基·奇爾達·普拉塔瑪(Lucky Childa Pratama)強調了公共計畫和交流計畫的重要性,作為一種拉近藝術家與社區之間距離的活動6。這種相互接觸之所以成為可能,部分原因在於雙年展場地的選擇遍佈各類空間,其中之一就是住宅區域。

坦巴克巴彥村(Kampung Tambak Bayan)是第 10 屆東爪哇雙年展的舉辦地點之一,這是一個主要由華人後裔居住的老城區。在過去的二十年裡,坦巴克巴彥村的居民因土地所有權的衝突而面臨被驅逐的威脅。在第十屆東爪哇雙年展期間,此社區的居民積極參與了籌備和組織工作,他們不再是藝術活動的被動旁觀者,反而,他們利用雙年展這一平台,擴大自己的聲音,開展運動以維護自己的居住權7

妮娜·布蘭南(Niina Brannen)於第 10 屆東爪哇雙年展的表演作品,與閣丹壇村(Kampung Ketandan) 的大學生、藝術家和當地居民合作。圖片由東爪哇雙年展與Operations for Habitat Studies 提供。

4 2023 年 12 月 18 日與 Eka Putra Nggalu 的個人訪談。 Eka Putra Nggalu 是第 17 屆日惹雙年展的共同策展人,也是KAHE社群的聯合創始人,一個以藝術為媒介反思社會問題的跨學科社群。

5 2023 年 12 月 18 日與 Shohifur Ridho’i 的個人訪談。 Shohifur Ridho’i 是第 17 屆日惹雙年展的策展研究員並協助展覽活動項目,同時也是策展人、作家和展覽總監。

6 2023 年 12 月 18 日與 Lucky Childa Pratama 的個人訪談。 Lucky Childa Pratama 是第 10 屆東爪哇雙年展的共同策展人之一,也是研究員和講師。

7 2023 年 10 月 29 日第 10 屆東爪哇雙年展的共同策展人之一Bintang C. Putra 在 RELATIONS: The City, Community and Arts 專題討論會上的發言。

8 2023 年 12 月 20 日與安瓦爾・吉姆佩・拉赫曼(Anwar Jimpe Rahman)的個人訪談。 安瓦爾・吉姆佩・拉赫曼是望加錫雙年展總監、作家和塔納欣迪社群的創始人。

9 Anwar Jimpe Rahman, “Kembali Ke ‘Halaman Rumah’: Tawaran Perspektif Untuk Seni Urban,” NATAR Vol.1 No.1/March (2022), p. 25 –40.

望加錫雙年展(Biennale Makassar)則發展了更具聯盟性質的組成模式。自2019年起,他們與來自印尼東部地區的藝術團體和青年團體合作,並在這些城市舉行雙年展,包括南蘇拉威西(South Sulawesi)(望加錫(Makassar)、布魯昆巴(Bulukumba)、帕雷帕雷(Parepare)、邦格(Pangkep))、西蘇拉威西(West Sulawesi)(波里哇利曼達爾(Polewali Mandar))、東努沙登加拉(East Nusa Tenggara)(納閩巴霍(Labuan Bajo))和巴布亞中部(Central Papua)(納比雷(Nabire))。各地的組織者可自由決定藝術發展方向、邀請藝術家和設計節目。

這項地點多樣化的舉措,源於關照差異觀眾的需求,並解決這些地區缺乏藝術基礎設施的問題。望加錫雙年展總監安瓦爾·吉姆佩·拉赫曼(Anwar Jimpe Rahman)解釋道,在過去不存在於藝術發展版圖上的城市舉辦雙年展,可讓這些地區的藝術家將自己的日常經驗交織於創作中,培養藝術的獨特性8,參觀者和青年志工也有機會與藝術家交流想法。藝術家與當地居民之間的交流過程是非常寶貴的。作為社會各階層之間的紐帶,望加錫雙年展的目的就在於促進對話和知識生產9

《為萊萊祈福!(Songkabala Laelae!)》的記錄,這是由藝術團體「體操百貨(Gymnastic Emporium)」 與萊萊島(Lae-Lae Island)上的居民共同編排的社會編舞作品。在當地文化中,Songkabala 是一種辟邪或祈求平安的儀式。這項活動是望加錫雙年展與印尼舞蹈節(Indonesia Dance Festival)合作的成果。圖片由望加錫雙年展和ArtefactID提供。

上述三屆雙年展舉辦地均在該省首都之外,它們的存在極大地引發了以情景知識為基礎的藝術表現形式,並顯示其如何發揮了重要作用。在第17 屆日惹雙年展上,一些參展藝術家將其作品嵌入當地居民的日常生活空間,如攝影藝術家阿南·薩普托托(Anang Saptoto) 的作品,他近年發起了一個名為「今日收穫(Panen Apa Hari Ini,PARI)」的藝術平台,結合了藝術實踐與農業。透過這個平台,阿南·薩普托托邀請創意工作者、農民和糧食生產者設計各種與糧食主權和社區決議相關的活動。在日惹雙年展展期間,PARI將一群農民和年輕建築師串連起來,在一位名叫薩迪爾·蘇迪曼(Sadir Sudirman)的農民的木瓜地中間建造了竹亭和太陽能電池板裝置。透過這些作品,PARI 將以前從未聯繫過的不同群體聯繫起來,在平等的基礎上激發了他們之間的知識交流。

同樣,東爪哇雙年展和望加錫雙年展發起的各種計劃,能夠在更廣泛的地理範圍內(城市之間,甚至島嶼之間)聚集和創造人的流動性、信息與知識,此種策展實踐似乎已經超越了這兩個雙年展所在地方政府的文化倡議。

第五屆望加錫雙年展中,《為萊萊祈福!(Songkabala Laelae!)》是由藝術家團體體操百貨(Gymnastic Emporium)發起的計畫,旨在透過藝術實踐創造社會編舞,這計畫讓藝術家和島上居民能夠在了解當地環境、日常實踐和居民所面臨的社會問題,在此基礎上,該計畫發展成為一個小型藝術節,體操百貨成員包括導演、歷史學家、視覺藝術家和音樂家,他們轉換角色成為社會舞蹈編導,連結社會中已存在的潛在藝術表現形式。此外,望加錫雙年展也藉由出版書籍,記錄當地知識的敘事,如傳統治療、烹飪傳統,甚至是其所組織的聯盟網絡中所含納的城市發展故事。

東爪哇雙年展透過各種工作坊和駐地活動,將年輕藝術家與居民配對成共同合作者,形成了社會編舞不同的舞碼。除了拉近藝術實踐與社區生活空間的距離,藝術家還可以參與情境知識的交流,從而豐富他們的藝術實踐。例如,藝術家尼娜・布蘭嫩(Niina Brannen)與泗水閣丹壇村居民共同創作的表演作品;研究型藝術家亞歷克斯・德・利特爾(Alex De Little)與東爪哇小鎮Nganjuk的居民和藝術家團體合作,創作了一套聲音劇目。

基於這類的計畫,雙年展可以帶動藝術家之間、藝術團體之間以及藝術家與公眾之間的交互聯繫。 我們可以設想,透過人員的流動、社區參與和知識生產等所激發出的新意識或思維,在融入式的接觸中形成的微妙印跡,很可能會在雙年展結束後持續發揮作用。這個概念即體現了我所認知的「社會編舞」,即雙年展轉化為一個充滿動能的場域,能夠塑造臨時結構,並在社會中不斷形成新的關係。

在印尼目前的藝術雙年展安排中,有一個明顯且經常出現的主題,那就是對公共和公民權(kewargaan)理念的日益重視,以及如何在藝術雙年展中體現此一原則,這些雙年展策略性地將其計畫以包容和民主的方式嵌入當地社區。此趨勢最終轉化為一種對政府發起之文化計畫的顛覆。政府發起的計畫仍局限於傳統意義上的文化範疇。我們可以從大多數政府發起的藝術計畫中看到,這些計畫往往只在公部門的藝術中心進行,因而無法與社區的生活空間建立直接關係。

鑑於藝術雙年展具有參與未開發領域的適應性,它們可以引入一種「另類地區主義」的概念,能夠超越政府所施加的官方和官僚障礙。因此,如此描述當代藝術雙年展甚為貼切:不僅透過作品提供美學體驗,更在社區內建立聯繫、激活節點並形成新的網絡。也許,這正是我們在一個日益碎片化的世界中亟需的藝術角色。

1 財政撥款是由印尼共和國文化總局或地方政府提供,但這些資金只佔舉辦大型藝術活動所需資源的一小部分。

2 Asep Topan, “Dimensi Kelembagaan dalam Seni Rupa Kita: Pembacaan terhadap Jakarta Biennale dan Museum MACAN,” in Spektrum 2021: Enam Perspektif Seni Rupa Kontemporer Indonesia (2021), p. 57.

3 Roy Voragen, “Biennale fever in Indonesia, Temporary sites for contemporary art,” Art Monthly Australia 265/November (2013), p.9-13.

4 2023 年 12 月 18 日與 Eka Putra Nggalu 的個人訪談。 Eka Putra Nggalu 是第 17 屆日惹雙年展的共同策展人,也是KAHE社群的聯合創始人,一個以藝術為媒介反思社會問題的跨學科社群。

5  2023 年 12 月 18 日與 Shohifur Ridho’i 的個人訪談。 Shohifur Ridho’i 是第 17 屆日惹雙年展的策展研究員並協助展覽活動項目,同時也是策展人、作家和展覽總監。

6 2023 年 12 月 18 日與 Lucky Childa Pratama 的個人訪談。 Lucky Childa Pratama 是第 10 屆東爪哇雙年展的共同策展人之一,也是研究員和講師。

7 2023 年 10 月 29 日第 10 屆東爪哇雙年展的共同策展人之一Bintang C. Putra 在 RELATIONS: The City, Community and Arts 專題討論會上的發言。

8 2023 年 12 月 20 日與安瓦爾・吉姆佩・拉赫曼(Anwar Jimpe Rahman)的個人訪談。 安瓦爾・吉姆佩・拉赫曼是望加錫雙年展總監、作家和塔納欣迪社群的創始人。

9 Anwar Jimpe Rahman, “Kembali Ke ‘Halaman Rumah’: Tawaran Perspektif Untuk Seni Urban,” NATAR Vol.1 No.1/March (2022), p. 25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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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佑斯・波宛吉(Ayos Purwoaji)是一位作家與策展人,作品探討歷史、建築和視覺藝術三者的交互作關係。 自 2015 年以來參與了多個展覽和策展項目,部分計畫反應了他對於常民檔案和集體記憶實踐的特別關注。他也是泗水當代遺產委員會(SCHC)的共同創辦者,此跨領域組織以探索文化遺產的批判性表述為核心,尤其關注東南亞地區。他亦是村落策展人團體(Kelompok Kurator Kampung) 的成員,該團體實驗藝術參與社會生活的理念,並鼓勵在邊緣化社區的日常生活中進行策展實踐。阿佑斯(Ayos Purwoaji)目前在印尼泗水西普特拉大學(Ciputra University)擔任文化研究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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