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Study of
Curatorial Culture
Curatorial Culture
價值之謎
關於人與物的價值之謎反應著貫穿歷史上漫長的智性鬥爭。Brian Massumi主張： 「價值太過珍貴，不能留給那些手上」，則為複雜厚重的價值理論寫下一席註腳1。從西方哲學開端來看，亞里斯多德為代表的「價值」，是用於區分「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間的不同——而這樣的分類，反過來決定了社會關係的內嵌方式，和構築任何特地社會的結構成因。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間的分裂，也標誌了不同價值理論框架間的系譜性分歧。就如亞里斯多的名言所述，「在我們所擁有的一切事物中，都只有兩種功能。比如，鞋子，可以拿來穿，也可以拿來交換。2」在這樣的前提下，財產（物權），所有權，價值和社會的秩序便就此建立。
卡爾·馬克思口中剩餘價值概念繼承這條思路，藉由強調從交換價值中扣除使用價值的「受詛咒的過剩（accursed excess）」，去檢視資本社會的結構狀態。他在「桌子之舞」的寓言中，特別提到中國太平天國的狀況，可被視作是運作橫跨晚期資本主義機器的預兆。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學（Politics）始於經濟學（economics）——或者是oikonomia——其原意是對於家庭（oikos）的管理; 這並非偶任意為之偶然，正如國家與社會，在概念上，都是一種「內部組織」的延伸：從耕作、清潔、烹飪到蓄奴、財富積累、與財產保護（property defense)。3 亞里斯多德的政治經濟觀，框架出經濟是作為「主人的規則」，並確立「主高奴低」秩序的從屬位階，也等同是「統御」妻子與小孩的「父親」。這些觀念在今天聽起來很粗糙，但他已辨識出「這些手」是如何使進行價值的治理，而「這些手」，又是如何被箝制在被壓迫者身上。從這個角度來說，經濟在過去一直是為政治工具。從亞里斯多德、亞當·史密斯、接著是馬克思，價值，從來不只是某種可量化的概念，而是意味著控制。
經濟建築了家庭，城市，國家，決定了政治尚未制度化前的權力關係。這個論點自亞當·史密斯、Ricardo以降，到 Marx and Keynes等經濟學家皆持續探討著：經濟權力是所有治理的基礎，在東亞，日文語境將經濟翻譯為「keizai (經濟)」——而隨後在五四運動時，則被吸納近中文世界中——意思是「命令世界，管理人民」，這個概念同時也源自於道家經典《抱朴子》。要使經濟與政治脫鉤，不能從外部實現，它必須自內部發生——正是透過將價值進行量測或量化。而這種價值衡量，至少在最廣泛的意義上，必須是可以被拆解的。
不可度量與潛力
這個脫鉤必須被本體論地理解，其中價值在其所在的權力關係秩序中，早已失去固有的衡量基準。從柏拉圖的內在性質（intrinsic property），康德的跨價值理想主義（transcendental idealism），到馬克思的形上學價值理論，度量（measurement）是價值理論的核心。啟蒙運動意圖去度量所有事，包括度量度量的原因本身。因此，若逾越（transgression）任何價值體系，首先必須認識到「主-客」關係之間「不可度量性」的重要性：包括在人口統計學，階級，人—非人的分界，物態系（the ecology of things）及其社會功能與意義。
1 Brian Massumi, 99 Theses on the Revaluation of Valu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8), 3.
2 Aristotle, Politics, Trans., Benjamin Jowett (Batoche Books, 1999), 41.
3 Aristotle, Politics, 14.
沒有超越性的力量先驗地規定價值應如何被衡量。取而代之的是，不可度量之力——情感，慾望，巨大的能量必須被預先確立，才得斷開經濟與政治間僵固的鎖鏈。那麼，不可度量性，就不只是對量化的抵制，而是對階層與正常化的超越。
用德勒茲式的術語來說，成為「怪物」就是成為超越度量（beyong measure），要從價值決定論中根本打破。4 要跨價值（transvalue)，意味著超越既有的價值尺度。潛力必須被重新肯認為行動（active)，創造力持續生產出新的社會關係，並且是超越資本連鎖反應的移動，特別是馬克思將其視為被壓迫的生產勞動力時。一個新社群可以透過在尚未憲法化的度量尺度誕生之際，瓦解那些支配社會運作的主導價值。
「跨價值」將原本作為控制與奴役的政治工具的經濟，轉向為美學：成為一個具有無法管束的不可量測性與潛力的場域。在此脈絡下，資本的惡性循環不再作為政治中介功能，而是成為了構築其自身意義的一部分。曾經定義著乖順性（domesticity）的親屬界限正逐漸鬆動，從而開啟新的政治關係與主體形構的可能性。這是一個對亞里斯多德式政治的反轉：家事（oikos），回歸為政治再想像與解放的場域。在此，經濟必須變成「經濟美學（eco-aesthetics）」：此術語，指定一條自當前晚期資本主義社會邏輯上航行的路徑。經濟與美學終究是不可分割的，經濟美學（eco-aesthetics）再中介了關於生存的基本定義——勞動力、生產、照料，都進入更具創造力與想像力的政治秩序重構之中。
新，家，園：經濟美學
我們必須回到經濟的初始意義——家計管理——並將其重新定義在家務美學（eco-aesthetic）的框架中。這勢必要超越傳統家內（domestic）的限制，並為生態、勞動與情感的多重交纏作用力進行整合。我們必須將家事想像為一個涉及政治美學，一個由照料、生存與互惠等關係波動所形塑之實體，而不再是由父親／丈夫／主人所統治的靜態域。
這個質變與德勒茲及瓜達里的反伊底帕斯式主體性概念一致：在此，心理、社會與環境生態交叉創造了新的關係形式。精神分裂式的主體生成，正在拆毀傳統家庭分類與財產所有權的階層結構。這樣的重新配置（reconfiguration)向水平式的典範延展，在那裡，親屬關係的創造以及「怪親屬（odd kin）」養育——如唐納·哈洛威所提出的——建構了歸屬感的替代模式。5
這些親屬關係導入一個難以度量的潛力，並非只為抵制傳統，而是以更靈活的群體生活取代了經濟理性。家庭成為思辨關係的現場，在這裡，關係不再由機制預先定義，而是通過共居與展演相遇後才得以生成。經濟美學（Eco-aesthetics）重新想像經濟作為創造新家庭的美學經驗，在此，生產與再生產不只是減少勞動和交換，而是編織進了人類、動物、星球和非人的生命活動（poiesis）之中。這個移轉不是社會學的修訂，而是形上政治學的干預行動——與尚塔爾·墨菲（Chantal Mouffe）和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對機構秩序提出質疑的政治美學策略產生共鳴。6 家庭從經濟管理的場域轉變至政治或美學的想像之一。每個照料行動、分享行為與空間組織皆是一種審美的姿態，依循著豐盈生命與激發創造的價值，悖行於公式預設和拘束，重新配置我們的生活環境。
提案：致第六屆曼徹斯特亞洲三年展（ATM6）
經濟美學（Eco-aesthetics）和跨價值（transvaluation）不只是哲學框架，也是詩性的實踐。定居於台灣的馬來西亞導演蔡明亮以電影與裝置的方式捕捉亞洲的「他方（other places）」。他的離散式凝視和華語語系身份，構築一種跨（trans)亞洲的美學視角。蔡明亮的電影以近乎冥想式的長鏡頭雕刻時間，發展出一個屬於台北的嶄新家庭空間——這個空間與他的長期合作者共同成長，同時回應了離散、記憶與空間等主題。
受歷史敘事啟發，像是玄奘印度取經，蔡明亮的電影敞開如異托邦的電影式時間。總以鄉愁般的歌頌結尾，他創造了一種擺盪於失落與熱情間的氛圍。他的作品，意圖保留那些消逝的痕跡——像後雨傘運動時香港，已拆除的公共住宅，以及吉隆坡的停業戲院。
家的生命政治被藝術家侯淑姿的《Out of Place》計畫被近一步地探索，這是一個對台灣眷村進行長期研究的計畫。這些眷村空間在冷戰流離轉徙（Cold War displacement）的背景下出現，同時也層層堆疊著白色恐怖、離散、和女性在家庭生活中扮演關鍵角色的歷史。侯淑姿的多領域藝術實踐——包括攝影，寫作，訪談和作為行動者的展覽——他將最後留在眷村中的居民們也視為親屬對待，使藝術融合社會行動實踐。
4 Deleuze, Gilles, and Féli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Trans., Brian Massumi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 233.
5 「怪親屬」與「好奇實踐」都是唐納·哈洛威的重要概念。怪親屬關係在觀念的層次上與好奇實踐一致，也同時挑戰了傳統結構並邀請我們以新的方法對關係與互動進行思考。Donna J. Haraway, 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6), 126
6 特別是民主與生俱來的對立性上。Chantal Mouffe, On the Political (London: Routledge, 2005).
透過將經濟重新定義為美學實踐，超越壓榨，朝向照料與互惠為基底的永續性邁進。這個模型挑戰著主宰今日展覽的注意力經濟，這些指標和可見性掩蓋了情感與記憶。經濟美學（eco-aesthetics）成為實驗可能如李歐塔所說的「慾望經濟（libidinal economy）」的所在——強調在社會、心理與生態地域內部的再合作與再分配。7 抵抗資本主義試圖量化感受的邏輯，家務美學堅持著更寬廣的價值信念。那麼，跨價值，便同時是一種認識論的破裂和一種本體論的實體。它為我們如何賦予生命，勞動，存在價值重新定錨，並將美學轉向為形上政治（政治的政治）。在此，李歐塔的慾望經濟概念變得至關重要：專注於慾望之流而非可量化的讚數與追蹤數。在這個新興領域，家庭——通過家務經濟的再想像——變成一個藝術與政治改革的現場。生產、生存和親屬關係，不再僅是由經濟因素決定而是構成詩性創造的基礎。這個新家園，曾經是嚴格管理的經濟場所，現在被想像為審美與與政治想像空間，這是在人與非人之間，新型態親屬關係的緣起。這個對經濟美學與政治的再次觀念化，提供從傳統框架的。這個概念實踐於ATM6，邀請我們去思考藝術不僅是受限經濟結構的映照，而且是重塑結構行動的主動之力。
7 李歐塔所提出的人物之一：「轉瞬膚殖(The Great Ephemeral Skin)」，一種以非對立性的差異運作著其中強度與多變形象交織。唯有一支由嘴唇、指尖、指甲組成的隱喻大軍，方能捕捉狂喜（jouissance）那種極端狀態。Jean-François Lyotard, Libidinal Economy, Trans., Trans., Hamilton Grant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3) 1-2.
1 Brian Massumi, 99 Theses on the Revaluation of Valu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8), 3.
2 Aristotle, Politics, Trans., Benjamin Jowett (Batoche Books, 1999), 41.
3 Aristotle, Politics, 14.
4 Deleuze, Gilles, and Féli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Trans., Brian Massumi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 233.
5 「怪親屬」與「好奇實踐」都是唐納·哈洛威的重要概念。怪親屬關係在觀念的層次上與好奇實踐一致，也同時挑戰了傳統結構並邀請我們以新的方法對關係與互動進行思考。Donna J. Haraway, 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6), 126
6 特別是民主與生俱來的對立性上。Chantal Mouffe, On the Political (London: Routledge, 2005).
7 李歐塔所提出的人物之一：「轉瞬膚殖(The Great Ephemeral Skin)」，一種以非對立性的差異運作著其中強度與多變形象交織。唯有一支由嘴唇、指尖、指甲組成的隱喻大軍，方能捕捉狂喜（jouissance）那種極端狀態。Jean-François Lyotard, Libidinal Economy, Trans., Trans., Hamilton Grant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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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林宏璋，藝術工作者，從事創作、寫作及策展。紐約大學藝術人文博士。作品曾參加台北雙年展、曼徹斯特亞洲三年展、廣州三年展、中國亞洲雙年展等；策展台北雙年展、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以及國內外當代性展演計畫等。於過去十年內以偽台灣人喬治‧薩滿納扎為題創作概念型性作品計畫，於2014年台北伊通公園舉辦個展。任職台北藝術大學教授。研究專長為跨領域藝術、美學政治、當代藝術思想等面向。藝評寫作散見國內外期刊雜誌，並發表相關論文，參與 Art as a Thinking Process、Artistic Research、Experimental Aesthetic、Altering Archive: The Politics of Memory in Sinophone Cinemas and Image Culture之英文寫作；編著《2010台北雙年展文獻》、《2010台北雙年展》、《台北雙年展演講劇場》等書；為《藝術力》及《人造地獄》寫中文版序；著有《策展詩學》、《界線內外：跨領域藝術在台灣》、《書寫於在地之上》、《策展主體：當代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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