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的失聲
「誰是維納斯?」是個無解的問題。成千上萬的女孩都有著相似的遭遇,但她們留下的故事鳳毛麟角。這些僅存的故事也與她們無關,而是關於掌控了她們生命的那些暴力、欲求無度、虛偽及「理性」,那些把她們變成商品、屍體、侮辱稱謂和粗鄙玩笑的一切。在這裡,檔案是一句死刑判決、一座墳墓、對被施暴的身體的一次展示、一卷財產清單、一份關於淋病的醫學報告、描寫一名妓女一生的幾句話——大歷史敘事中的一個注腳。3
——賽蒂亞·哈特曼(黃琨譯),〈維納斯雙幕劇〉
回想起成長過程中對於母親的予取予求,被視為一種理所應當;面對父親的疏離與無能,「男人不太會表達自己」也成了萬靈丹。
在我們的主流文化敘事中,不允許出現一位不願為家庭做出犧牲的好母親,縱觀陪伴我們成長的影視作品,從1983年的《星星知我心》 一直到2020年《孤味》,無不將「好母親」與「擅長家務事」的特質綑綁在一起,大力宣導母職神話:「好女人必須承擔家庭主婦的工作、必須為家犧牲」;「陳美玲」世代所接觸到的負面教材:《心有千千結》、《窗外》、《情深深雨濛濛》等,「壞女人」的形象皆擁有共同特質:經濟獨立、打扮精緻,追求個人情感表達。顯示出主流文化的淺台詞:我們不允許「母親」對家庭照顧感到疲憊或排斥,她必須甘之如飴、學會隱忍。
當我們一層層揭開「母職神話」的糖衣包裝,一場集體性精密籌劃的陷阱逐漸現形。家庭主婦長期作為一份不支薪的工作,犧牲女性提供父系社會發展所需的免費家庭勞動力,在資本主義當道的世界中無法被量化的事物即不存在,他們不允許家庭勞動進入貨幣計算系統,藉以消除女性家庭勞動的價值,弱化女性在整體社會功能上的重要性與影響力。這樣的機制同時使兩性在社會競爭中形成「龜兔賽跑」的事態,確保女性將一生中的大部分精力投注在日常瑣碎的家務事中,只能用僅存的剩餘精力進行自我追求與表達,阻止女性輕易站上社會領導階層、進入英雄敘事。
用「英雄史觀」去看待一名母親時,她經營家庭的日常付出顯得雞毛蒜皮而不值得一提,像是藝術史上無數以「繆思」為代名詞的無名女人;偶爾出現對母職的頌揚,像是表彰年度最佳員工,而顯得無傷大雅;抑或是用略帶同情的濾鏡將母親置身於「受害者」的位置,彷彿她必須要是瘦弱的受害者才有被取樣的價值,示弱與求救才符合英雄救美的敘事,如此這般,關於一名女人的故事永遠離不開悲情的形容詞。
在重重歷史的覆蓋與壓迫下,在我們眼前的母親已逐漸扭曲變形而顯得不自信,在勞動、情緒、思考、情感的種種制約中失聲。如何為母親脫下她的工作服,抱抱她,摸摸她的臉龐,讓她看看自己自由自在的模樣?讓她將一切的歡愉與一切的憤怒、一切的愛與一切的恨、一切偉大的與一切渺小的說都出來。
我拋棄了主流的論述,也拋棄了 處於支配地位的歷史思想和研究方法。
她們與「她」
細細的瞄準,我將一把刀緩緩的滑入台灣社會,切下一個年齡與性別的身分切片作為取樣,她們是8位出生在50年代女性。並透過顯微鏡,以線性時間為引導,「傾聽」她們童年時的原生家庭背景、求學時的受教與交友經驗、出社會後的工作與環境、直到目前的生活狀態。在表格中畫出四個不同向度的紀錄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