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ratorial Culture
1 Vishakha N. Desai, ed., Asian Art History in the 21st Century, Williamstown, MA: Sterling and Francine Clark Art Institute, 2007.
王秀雄〈台灣第一代西畫家的保守與權威主義暨其對台灣戰後西畫的影響〉文章節錄（臺北市立美術館提供）
今天，在當代藝術歌頌高度移動與流通的此刻，強調區域當代藝術實踐動能，也成了撰寫區域藝術史的動機。3 撰寫當代藝術，除了是對缺漏的補遺，其任務似乎還被期待去行銷、推動區域當代藝術實踐。
我們可以從韓國「單色畫」在2012年的展覽與書寫中，看到這種合作無間的複合任務。為光州雙年展（Gwangju Biennale）遠道而來的國際觀眾，在結束國際性的雙年展開幕後，以無縫接軌的方式繼續被帶往首爾欣賞韓國單色畫展。還有什麼比一部完整以英文書寫的「單色畫的歷史」還要上道的待客之道？4
語言的障礙、藝術市場與西方中心的連繫，是這類區域藝術實踐尚未構成整體藝術史「認知中心」的原因。5 近來西方某些機構興致勃勃的展示戰後亞洲藝術，這說明了他們渴望從一個更具國際視野與跨國的新鮮角度，來理解自己戰後的藝術。但是，這些研究與其説是對區域藝術史的重建，不如說是西方現代主義對地方性的理解，同時也是現代藝術在亞洲變體的揭示。這種關注藝術移動性的主題，屬於「藝術及其全球史」（Art and Its Global History）的視線範疇，但它可能也「順便」拉抬了這個兼具國際樣式，且帶有人類學式目光下作為物證的藝術產物。
藝術史的全球轉向，對於非西方區域來說，並非萬靈丹，它的前提仍有值得警覺之處：其一是其將差異正常化的策略（strategies of normalizing difference）；其二是將藝術史視為帶有向全球尋求關聯性的學科；其三則是藝術史這個學科本身與歐洲國家意識、殖民主義千絲萬縷的內部關聯。全球藝術史某種程度上代表著全球化的陰暗面，以及世界文化均值化的全面勝利。6 然而，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很多評論家都注意到，國家性的討論不斷出現在區域當代藝術的討論之中，卻也是不爭的事實。
儘管那個誕生自殖民主義的藝術史學本身捉襟見肘，撰寫區域或地方的藝術史並不僅僅以提供針對西方藝術史的批判來自我定位。早期台灣史評案，例如隨著報禁解除一起出現、由自立晚報出版的林惺嶽《台灣美術風雲40年》對藝術世代爭議直言不諱、謝里法的《日據時代台灣美術運動史》在再版序中對歷史編撰學本身的自覺與反思、以及王秀雄在〈台灣第一代西畫家的保守與權威主義暨其對台灣戰後西畫的影響〉對藝術實踐中威權主義的尖銳批評；7 雖然皆著眼藝術之過往，但是這些出現在1990年代前後的藝術史實踐，不難看出對於藝術所處當下藝術社會著力之深、期許之遠，甚至對體制批判作用之猛。還有，那個幾乎要被後來的國際主義潮流的雙年展給排除在外的， 1996年台北雙年展「台灣藝術主體性」，其所展現的活力與價值，不就是一個嘗試包容歷史與當下的全面性觀點嗎？這些藝術史的歷史，如今，都值得我們重新估量與看待。
4 Joan Kee, Contemporary Korean Art: Tansaekhwa and the Urgency of Method,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3.
6 Chika Okeke-Agulu: Globalization, Art History, and the Specter of Difference, in
7 林惺嶽，《台灣美術風雲40年》，台北：自立晚報，1987。謝里法，《日據時代台灣美術運動史》，第五版，台北：藝術家出版社，1998。王秀雄，〈台灣第一代西畫家的保守與權威主義暨其對台灣戰後西畫的影響〉，《台灣美術發展史論》，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1995。
可喜的是，對話性的論述生產，卻如火如荼在檔案重建、在策展實踐中，提供這樣的可能性。蔣伯欣的〈材質的當代性：以「新漢城畫派大展」為中心的考察 〉一文，既是台灣展覽史的拼圖，也是亞際（Inter-Asian）研究與藝術移動史的案例。此外，如果根源于殖民概念的藝術史危機最終催生了視覺研究的話，那麼主導今日策展教育的金匠學院（Goldsmiths, University of London）也同樣發展出新的策展典範。展覽的形式，成了值得注意的論述場域。立方計劃空間的「造音翻土：戰後台灣聲響文化的探索」、高森信男的近日策展實踐，以及在2019亞洲藝術雙年展作為展間節點的李禹煥（Lee UFan）作品，都在給予過去建立在敘述的藝術史學科某種另類的提案。這些嘗試可以被看作是像哈瓦那（Havana Biennial）、達卡（Dakar Biennale）、約翰尼斯堡（Johannesburg Biennale）、光州等雙年展一樣，終結西方藝術史的後歷史開創之舉。如今，我們的挑戰是，如何去打開當代作為爭論之地的同時，讓它一次全部地注入各個地方、國家、宗教、以及全球的偶然性。